虎年春节之后新一轮民工荒再现，显示劳动力供求关系趋紧正在倒逼产业和劳动力双升级调整，只有城市化才是最终出路

　　新民工荒探源

　　按照传统，到元宵节“年”才过完。之后，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们会打点行李，重回城市，开始新一年的行程。

　　可是，今年在众多沿海城市，未等春节的爆竹声消歇，众多企业就已迫不及待“招兵买马”。

　　从大年初五、初六起，劳务市场就挤满了招工企业。除了惯常的招聘会，一些企业还在人流密集处散发传单。在浙江省义乌市人力资源市场周围，更是出现了数千企业招工者举着自制招牌招工的场景。

　　这并不是春节后的新景象。自2009年夏末以来，随着沿海加工出口型企业订单陆续增加，久违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骤然显现。

　　至2009年四季度，用工困难仍在持续蔓延。从大企业到小企业；从江苏的昆山、常熟，到浙江的杭州、义乌，再到珠三角的深圳、东莞；从建筑业、制造业再到新兴的服务业，用工难随处可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表示，在农民工尚未集中返城前，目前还不能简单断言是否又现新一轮民工荒，但企业用工难是多年的事实。

　　社科院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则大胆预测，此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

　　2010年2月24日，人保部发布《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虽指出“用工荒”仍局限于一定范围和特定时间段，但也警告说，局部地区的“用工荒”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民工荒是件好事。一些血汗工厂必须反思，仅仅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以赚取劳务费，绝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民工荒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契机。”人保部就业促进司有关负责人对本刊记者坦言。

　　“普工荒”替代“技工荒”

　　去年三季度以来，曾多次走进沿海城市进行调查，民工荒征兆随处可见。

　　“大量招收熟练绣花工、普工”、“诚聘缝纫车工若干名”、“大量招收缝纫工，熟练工优先，不会也可以学”……在轻工企业密布的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这样的大红横幅或者醒目公告比比皆是。

　　从只招一两名设备操作人员，到招募“大量”普通工、熟练工，招工信息密密麻麻地出现在中介公司的小黑板、街道的电线杆，以及打工者居住社区的告示栏上。

　　经济回暖直接带来企业订单迅速增加。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头一个月，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18.2％，家具、玩具、箱包、鞋类出口分别增长7.6％、5.9％、4.5％和1.4％。占出口总额半壁江山的机电产品出口，更是同比增长27％。

　　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或许这些订单多少有些“虚假繁荣”。2009年底他在东莞调研时，发现很多加工制造类企业都在竞相亏本接单。这主要缘于对经济回暖预期加强，“先不倒闭再说”，以等待下一批订单价格上升。

　　无论如何，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客观存在，且远未得到满足。人保部发布的调查显示，春节后企业招工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预计招工有困难的企业比例也在上升。

　　在对企业的调查中，近九成企业表示春节后准备招用新员工，这一比例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并有所上升。2010年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员工143人，即使与2008年同期相比，也上升了约五个百分点；有七成企业预期今年招工“有困难”或“有一定困难”，比往年相比上升了五个百分点。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则是，琳琅满目的招聘广告上，最为缺乏的人员并非“技工”，而是并不需要太高技术储备的“普工”。一些大企业往往一招就是数百人。

　　温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和失业保险处的周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温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缺人。缺人的工种是普工，这几个月都比较难招。”

　　所谓“招工难”，其实主要就是“普工荒”，这与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结构失衡导致“技工荒”的判断大相径庭。

　　对此，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指出，事实上，技工占整个需求的比例是很小的，“高级技工一个厂就要几个，所有的技工加起来，比例都不超过40％。最主要的还是普工荒，但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劳动力已经从结构性短缺，逐步演变成整体性短缺。

　　在张丽宾看来，这种趋势早已出现，只是此前一度被金融危机扰乱，现在重新表现出来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王美艳也持类似的看法。她对本刊记者说：“当前中国劳动力已不再是无限供给状态。尽管还不是普遍短缺，但最起码已是有限剩余。”

　　向内地分流

　　早在2004年，随着中央惠农政策渐显成效，沿海地区以及各地城市“用工紧张”已初现端倪。到2006年后，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招工难”逐步演化为一场全局性的劳工短缺。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波及，渐入高峰的民工荒一度戛然而止，甚至出现“失业潮”。2009年春节前，至少有12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大部分人不得不提前返乡。

　　但这个“插曲”并未持续。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到了2009年三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5198万人，较2008年底增加了1100万人左右。

　　当农民工重新涌出乡村时，人们发现，这个群体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汇集了无数农民工梦想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已不再是他们的择业首选地。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春节后外出的农民工中，有21.2％调整了目的地；其中因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更有28％调整了外出目的地。

　　进入2010年，这种调整仍在继续。准备外出的务工人员中，打算去中西部的占29％，比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

　　2009年7月，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呈交的一份农民工就业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目的地，而到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同比减少了19％。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认为，随着近年来一些内陆城市的发展，以及诸多产业向内地转移，农民工返乡后，虽然从统计上显示还是选择在城市就业，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再去往沿海地区。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4万亿”刺激计划下，大量资金投向中西部基础建设，相应地带动了中西部的就业。

　　同时，为应对当时的失业潮，内陆省份政府亦纷纷出台政策，努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深圳市百灵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马先生就对本刊记者感慨说，深圳“用工荒”目前很普遍，主要原因是来深圳工作的农民工少了，“去年都被号召返乡创业了”。

　　僵硬的工资

　　农民工不再青睐沿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沿海企业的工资待遇已渐失优势。

　　2009年9月，太仓市就业管理处曾组织19家企业远赴甘肃平凉地区，开展劳务招聘活动。太仓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主任严枫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前期投入很大，搞宣传、布展台，雄心壮志，想着怎么也得拉回来千把人吧。”

　　最后的结果令人沮丧。当场只有100多人报名，体检下来五六十人合格；最后真正来到太仓的，不到20人。

　　严枫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之所以把劳务对接地定在甘肃平凉，就是以为这些地方相对落后，沿海地区的工资对当地人更具吸引力。但后来他们认识到，当地县城打工绝对收入虽然不高，但生活成本也低，再加上离家近，“我们太仓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对于内地农村而言，月薪千元一度是个充满巨大诱惑的数字。然而，随着农业收入的提高、内地就业机会的增加，它早已褪去了往日的光彩。

　　河南农民工艾振军曾带着十几个老乡，在老家鹤壁建筑工地干活。他告诉本刊记者，最初考虑过北京，后来听说北京一个“大工”最多一天才挣120元，而在鹤壁市开发区，“大工”一天最少100元还管饭。“不用抛家舍业，在老家干活没有顾虑。”他解释说。

　　人保部就业促进司的相关负责人更是明确表示：“当前的缺工，和沿海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待遇有着密切关系。”

　　目前，尽管沿海地区普遍上调了最低工资线，但细究产业工人工资构成，多为“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即使最低工资上调，其综合收入亦难有明显增长。相较于工人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机械劳作，整体福利水平并无更大吸引力。

　　新一代，新诉求

　　要吸引频繁流动的工人，也远非涨工资一项所能解决。

　　20岁的周正福来自四川乐山，已在南京闯荡了六年之久。他现在在南京一家大型加工厂上班，月工资高达2700元，远远高于四川老家乐山的收入水平。但他并不认可当前的这份工作，正准备跳槽。

　　“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候干到凌晨一点，下了班倒床就睡，睡醒了又上班。感觉我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都不是一个人，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他说。

　　太仓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主任严枫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当地一家鞋厂，有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干了两个月，存了2000多块钱，就要辞工。她说这笔钱够她玩一两个月了，没钱了再回来做，反正找工作很容易。“这种做法是老一代的农民工想都没想过的。”严枫感叹。

　　当第一代农民工仍然想着赚钱养老、回家修房时，第二代农民工却带着更大的抱负来到了城市。当人们还习惯于对“80后”“90后”指手画脚，突然间才发现这些带着网络时代印记的独生子女们，已经成长成各个领域的生力军。当前农民工的主体早已转换为这批生于80年代的青年人。

　　统计显示，16岁以上的农民工中，61％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们截然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也渴望着在更广阔的空间成就自我的价值。

　　面对过低的工资或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新一代农民工的惟一选择就是离开，去寻找下一个更好的机会。单纯的涨工资，已难以留住这些年轻的新工人。

　　有专家直言，新一代民工决不会被工资待遇所“绑架”。在对工资待遇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合法权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诉求，也会日益凸显。

　　上海天普劳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汤女士告诉本刊记者，不少企业已经逐步意识到这种新诉求。以工作环境、甚至丰富业余生活来吸引求职者，已经越来越常见。一电子企业的招聘广告还特别承诺，公司将为员工组织篮球赛和足球赛。

　　“双升级”前景

　　在学者们看来，这一轮突如其来的“用工荒”再次昭示，低端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正在发生着改变，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日益脆弱。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向短缺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加之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增加，农村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开始了城乡之间年复一年的迁徙往返，并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然而，非农产业的发展终将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从更为长远的发展图景来看，中国人口增长的拐点必然到来，届时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发展将失去支撑。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蔡就提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老龄化趋势正在显现，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将消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2001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为0.65，也就是说，每十个人竞争6.5个工作岗位。自此以后，求人倍率不断上升：2007年一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高达0.98，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2008年二季度。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第三、第四季度的求人倍率才有所下跌，回到2003年前后0.85的水平。进入2009年，这一数据又有显著回升。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蔡警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不能及时行动，中国就会丧失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学者的建议早已汗牛充栋，产业升级的计划已有蓝图。仅在2009年，中国政府已多次出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循环经济等产业的政策。

　　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看来，当前这种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是产业升级的步伐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

　　“当前的民工荒，在倒逼企业升级，最后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的升级，不仅会减少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更会提高需求的层级。现在是普工荒，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技工荒，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劳动者。加大技能的培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亟须提上日程。”她解释说。

　　的确，产业升级离不开劳动力的升级。“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只能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这种普通岗位，也不太容易硬性地提高工资，也难有好的发展前景。”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本刊记者强调，产业升级的同时，劳动力的升级是必然的。

　　在现实中，在各低端岗位间频繁跳槽的农民工，大多处于“高不成，低不愿意就”状态。前面提到的四川乐山农民工周正福，已在南京闯荡六年之久，前后做过20多份工作，但不过是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从中餐店服务员换成王老吉的推销员。

　　对农民工来说，职业技能的培养，并不能仅靠企业转变用工策略，更依赖于技能培训。“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看，劳动力迟早会出现短缺。当数量下降，弥补的惟一方法就是提高质量。不仅要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培训，更要加强职业教育，提高新成长劳动力的素质。”王美艳说。

　　城市化出路

　　在这幅美好的蓝图中，产业与劳动者的双升级，将推动中国工业化持续发展。然而，此种良性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

　　蔡指出，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映，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

　　而要实现劳动力的充分流动，除了构建更加通畅的劳务对接平台，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

　　过去30多年间，生存的压力与对现代生活的渴望，碾碎了中国农民延续千年之久的土地情结。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涌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对农村有着留恋和归属感，那么对于第二代、第三代生长于网络时代的农民工们而言，农村只可能是些许模糊的印象：大部分“80后”“90后”青年人，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那种传统的农业方式，早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在蔡看来，这也是失业潮之后，大批农民工选择迅速返城的重要原因。在一段时间内，城市若不能提供令他们安居乐业的环境，恐怕将为更严峻的社会危机埋下种子。

　　“户口、社会保障等制度层面的障碍太多。”王美艳表示，只有放宽户籍限制，给予外来务工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福利，他们才有可能安心在城市工作。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除了自己的工作收入，没有任何其他的保障。而城里人，有养老、医疗保障，失去了工作可以登记失业，能够在城市生活下去。但农民工一旦失去了工作，便什么都没有了。无论是户口、社保，还是住房、子女教育，农民工的顾虑太多。”她补充说。

　　2010年1月31日，新华社发布2010年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份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化户籍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或许意味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有更多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不必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间来来回回。

　　然而，这个美好的前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新公民之前，“返乡潮”与“民工荒”的震荡仍将继续甚至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