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两个关键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那么盲蝽蟓大爆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很早就预测到盲蝽蟓会出问题，因为它和棉铃虫处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转基因棉花转入的外来基因来自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这种细菌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够特异性地杀死鳞翅目昆虫，却对其他动物无害。因此转了这种特殊基因的棉花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棉铃虫就属于此类。但是棉花害虫有300多种，其中属于鳞翅目的还不到10种，也就是说，抗虫棉对大多数棉花害虫都不起作用。

　　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中国漫长的种棉历史上，棉农的防治对象一直在变，并不是只有棉铃虫这一种。吴孔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在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态系统里害虫的种群数量会如何变化，哪一种害虫最有可能代替棉铃虫的位置。通过研究发现，盲蝽蟓和棉铃虫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广谱性害虫，都从6月份开始从其他作物转移到棉花上来。从前棉农为防棉铃虫而大量喷药，间接地把盲蝽蟓杀死了，以至于很多有经验的棉农都从来没有见过盲蝽蟓长什么样，很容易忽视它的存在。但盲蝽蟓属于半翅目昆虫，Bt蛋白对它不起作用。如果棉农因为种了抗虫棉就不用农药的话，势必给其他害虫以可乘之机。

　　“我很早就针对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建议棉农在6月份棉花开花前喷一两次农药，控制盲蝽蟓。”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但是，这个建议被很多人忽视了。种子经销商为了扩大销路，把转了Bt基因的棉花简称为抗虫棉，这就给一部分棉农造成了错觉，以为不用再施农药了。封洪强领导的课题组专门针对盲蝽蟓问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结果证明转基因棉花并不会造成盲蝽蟓大爆发，真正原因就是转基因棉田的农药施放量大幅减少，让盲蝽蟓有了可乘之机。

　　李修立也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开始种转基因棉花的头几年几乎什么药都不打，但几年后其他虫害开始增多，只好继续打农药，只是打药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但是，农药毕竟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除草剂和化肥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伤害。另外，生产化肥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其代价就是中国农业消耗了全世界35%的化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中国棉花产业最大的敌人。

　　第三个对手：环境污染

　　在很多人看来，农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但一位名叫安金磊的河北枣强县东紫龙村农民似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安金磊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实际上他高中毕业前没怎么种过地。他父亲在兰州做买卖，经营医疗器械。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农校，农校毕业后进了国营农场。但他不认同农场的种植模式，尤其厌恶农药。1993年，安金磊以每亩5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40亩“薄田”，开始用有机的方式种植棉花。2007年，南方一家著名的全国性报纸率先报道了他的事迹。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安金磊不施化肥，改用粪肥和杂草堆肥；不种转基因抗虫棉，而是用本地种子，因为他相信“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他也不用农药，而是在棉田两边种一排玉米一排芝麻，让玉米充当诱饵，芝麻作为驱虫剂。结果安金磊种的有机棉花抵抗住了2006年的枯黄萎病，不但省了农药化肥钱，而且稳产8000斤籽棉。甚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也都明显优于其他棉花”，最后被一家纺织厂以每斤4.5元的价格收购，比市场价高出1.7元。

　　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安金磊被迅速炒成了一位“有爱心的农民”。3年过后，本刊记者试图再次采访他，却被告知今年庄稼不太好，希望记者明年再去找他。经过反复协商，安金磊才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东紫龙村距离北京300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火车或公交车，必须先坐4小时火车至衡水，再转乘出租车才能到达。这个村有800亩地，但只有160人，人均5亩地，这在华北农村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人少地多，因此留在村里务农的人比其他农村多一些，但村子里还是显得空荡荡的，缺乏人气。

　　安金磊的家坐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墙上布满了爬藤。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院子的一边是厨房、厕所和洗澡间，虽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沼气池，但不知为什么都无法使用，只能用煤气。院子的另一边是5间大瓦房，其中的正房被布置成客厅，墙上挂着好几幅书法作品，一幅上写着“晴耕雨读”，另一幅写着“君子风”。客厅中央摆放着6只沙发，客厅两侧还有两间正房专门用来接待访客，可见来找安金磊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是来这里体验农家生活的，但更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寺庙或道观，从师“安老师”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今年来的客人比往年少多了，但仍有两位客人住在这里：一位是在海口做生意的张先生，来这里“休养几天”；另一位是来自河北沧州黄骅市的佛教居士，名叫刘一村，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一边帮安金磊干活一边读经。安金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帮工，因为他夫人刚生了一个儿子，显然没工夫照顾农田。这是安金磊的第二个孩子，他的大儿子今年16岁，在外地读书。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上大学，没必要。但我会让他知道大学里的知识，这个工作私塾就可以完成。”安金磊说。他非常崇拜古人的生活，讨厌一切与工业化沾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不喜欢城市，认为城市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不过后来本刊记者得知，他的大儿子目前正在深圳一家私塾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资助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安金磊承包的农田坐落在村子的最东边，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农田，农民们施放的农药和化肥很难保证不渗透进来。这块地长约300米，宽约100米，从远处看它既不是纯天然的草地，也不是整齐的庄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走近一看，这块地的土质和周围没什么两样，不知道为什么被媒体称为“薄田”。不过地上的庄稼和邻近的地块明显不同，周围的农民种的基本上只有棉花和玉米这两样，排得整整齐齐的，很符合城里人想象中农田的样子。但安家的地上却交叉地种着红豆、黑豆、黄豆、绿豆、棉花、花生、玉米、谷子、辣椒、土豆、芝麻和各种蔬菜，甚至还种了两分地旱稻，看上去相当杂乱。大部分庄稼都被杂草掩盖了，只有拨开杂草才能看见地上到底种的是什么。人从地里穿过，会有一群群蛾子和飞虫被惊起来，显然这里害虫极多。

　　“安金磊不打农药，不施除草剂，也不用地膜，3天不除草，草就长起来了。”刘一村居士说，“很多草根很深，拔起来很费事，志愿者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拔草。”

　　“我一看见地膜这种化学东西就烦。”安金磊说，“这东西来自石油，石油好比是地球的骨髓，怎能轻易抽得？”安金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大自然。他不喜欢一切人为的东西，甚至连杂交种子都不愿用。地膜其实是一种在北方农村相当普遍的农业技术，既可以保持土壤温度和湿度，又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但在安金磊看来，地膜和杂交种子一样，都属于人工干预，不够自然。

　　不过，话虽这么说，那块旱稻却必须赶紧除草了，否则稻秧连阳光都见不到，估计就要绝收了。“我对志愿者说过，拔草的时候也不能恨草，草和农作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安金磊一边说一边用镰刀和双手拔草，干了半小时才清理出2米见方的一小块。2分地大约相当于120平方米，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要干一整天才能把这块地的杂草除净，而且每隔3～4天就要这么再来一次。虽然当地的人工相对便宜，但一个工也要40块钱。如果没有志愿者为他免费劳动，安金磊的有机实验恐怕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可惜志愿者不都是农民，很多人不知道干农活非常辛苦，干了几天就打退堂鼓。安金磊鼓励他们说，经受日晒雨淋可以更好地吸收日月精华，因此也就不会累了。志愿者大都来自城市，不会种地，前段时间一位志愿者直接把黑豆作为肥料施到了田里，结果把很多蔬菜烧死了。

　　居士刘一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他认同安金磊的理想，但却出于本能，对安金磊的一些具体做法表示怀疑。他指着安金磊的棉田对本刊记者说：“安金磊不用农药，结果虫子很多，棉桃都快被吃光了。看长势，别人家的棉花今年能收四五百斤籽棉，安金磊的棉花能收100斤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安金磊却并不担心。“我的棉花不去市场上卖，都被朋友们买走做被子了。”他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我的棉花绒短，但朋友们觉得有机棉被盖着舒服，比普通棉花更暖和。”

　　事实上，安金磊种的庄稼收成普遍都远低于其他农民。当地人种的小麦每亩能收1000多斤，而安金磊种的小麦最多也就能收400斤。但自他出名后，他的产品往往会以很高的价格被前来“朝圣”的崇拜者买走。一位名叫李国义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从来没有见到安金磊卖过粮食，而村里有很多人都对安金磊的种田方式感到不满，认为他糟蹋土地。如今土地比过去值钱了，光是每亩地的国家补贴就有70元，因此现在的地价已经涨到了每亩至少300元的水平。有几位村民看不惯，用拖拉机强行铲平了安金磊的10亩地，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种上了庄稼。

　　天气闷热，安金磊干了一会儿就回去吃饭了。他说他每天4～5点就起床，这是符合中医养生之道的做法。但他中午必须睡午觉，否则支持不住。

　　因为附近没有旅馆，本刊记者只能住在他家。安金磊非常好客，任何客人都可以随便在这里免费吃住。晚饭全是素食，但有鸡蛋。安金磊做菜放很多油，味道很香。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聊天，聊的几乎全是国学和宗教的内容。安金磊平时不看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却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国学古籍。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中国人都应该变成小农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再为生产而生产。他甚至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有机农业，他觉得农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土地不属于人类，不是用来为人类生产粮食的。说到农“业”就必须考虑成本和效益，这就偏离了生活的本质。

　　“可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生活，那耕地就不够了。”本刊记者问。

　　“中国的土地绝对够。”安金磊肯定地回答，“中国目前只用30%土地生产粮食，其余的都是用来生产饲料、水果，或者造酒了。酒完全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他对肉类的需求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作为国家级研究所的所长，吴孔明却不得不考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不反对有机农业，中国政府和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式，但光靠嘴说没用，你得拿出切实的证据来。如果你的方法被证明可行，我们一定会积极地推广它。”吴孔明说，“有机农业领域的很多专家都没有真正地从事过农业生产，很多想法都是异想天开。比如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控制草原蝗虫灾害不能靠农药，应该去养鸡，让鸡去吃蝗虫。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引来一片叫好声，但没人想过，草原上只有几天有蝗虫，剩下的时间你拿什么去喂鸡呢？”

　　相比之下，李修立和赵银生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俩在多年的实践中都摸索出了一套控制害虫的办法，既能保证高产，又能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比如，李修立在棉田边上种了一排绿豆，因为他知道盲蝽蟓最爱吃绿豆，“进去了就不出来，像小孩进了游戏厅一样”。等他看到盲蝽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往绿豆上喷农药，杀死它们，这样做可以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赵银生也是如此，他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阴雨天蚜虫一定多，天气一热，红蜘蛛就该出来了。于是他每天都下地观察，根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和棉花植株的特点决定打药的方式和用量，因此他的棉田农药用得比别人少，但虫害却比别人的轻。

　　按照有机农业的定义，这两人都不合格，都不能贴上“绿色农产品”的标签。但也许他们的做法恰恰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最环保的一种耕作方式，否则粮食单产提高不上去，就得开垦更多的土地。

　　“转基因抗虫棉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机的抗虫技术。”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Bt蛋白以前就是被作为有机农药而使用的，已经用了50多年。但是喷药的方式效率太低，农药禁不起日晒雨淋，药效不能保证。转基因棉花就是让棉花自己生产这种有机农药，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药效不稳定了。”

　　来自孟山都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公司正在研制一种能抗盲蝽蟓的转基因棉花。但是他们在引进转Bt棉花上吃过亏，不愿轻易把新的转基因棉花品种推向市场。

　　“当年孟山都的转基因棉种基本上只挣了一年的钱。”安岱种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对本刊记者说，“不但农民都偷偷留种，而且各地的种子公司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把来自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作为亲本，和本地的品种进行杂交，获得了一批既能适应本地气候，又能抗虫的新品种。”

　　事实上，就在孟山都进入中国后不久，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就研制出一种专利属于中国的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各地种子公司在使用郭三堆的产品时就更不用担心专利费的问题了，因此郭三堆也没拿到什么钱。

　　有人认为农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国家就应该大包大揽，把农业科研管起来。但是今年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组关于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农业领域政府和私人研究机构的力量都不可忽视。比如，孟山都每年花在研发上的费用是12亿美元，比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花在农业研发上的总经费还多1亿美元。

　　孟山都每推出一个新品种，平均需要花费1亿美元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转基因产品大都是让农民受益的，因为只有农民肯花钱购买，才能把投资挣回来。

　　问题在于，要想真正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还不污染环境，光靠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是不行的，必须尽早开发出第二代产品，比如抗旱抗涝抗盐碱农作物，或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这类产品的商业价值不高，光靠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公司显然是不行的，国家必须加大投资力度。

　　另外，一些国际慈善机构也站了出来，掏钱赞助了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比如，在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孟山都正在肯尼亚试验抗旱玉米。据《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新型玉米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正在等待美国政府管理部门开绿灯，好在非洲推广。先锋公司则正在积极研发对化肥依赖小的转基因玉米，不过这项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预计还需要10～12年才能上市。

　　除了转基因技术，对化肥的改良也很重要。目前生物肥料领域也是农业研究的热点，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出一种新型肥料，既能保持土壤肥力，又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有机农业的理念是很好的，建立一套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生物防治系统也不是不可以。但任何新技术的前提一定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绝对平衡。如果你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想着去建立一个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可行的。”这是吴孔明所长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