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最近，薇薇(化名)在Mango店买了三件衣服，“产地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

　　就在买这三件衣服的半小时前，在H&M，她刚试穿过一条“孟加拉制造”的裙子、两件“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的T恤。

　　“没什么好惊讶的”，薇薇去年在淘宝网买的那双耐克原单“空军一号”的标签上早就印着“Made in Vietnam(越南)”了。

　　事实上，据耐克公司年报最新显示的数据，2010财年，每100双耐克鞋中就有37双产自越南工厂的流水线，23双出自印度尼西亚工人的手艺，另有两双来自泰国，一双来自印度，只有剩下的34双贴着“中国制造”标签。

　　“这是十年来(耐克)首次非中国代工厂的产量超过中国，”广东省东莞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的经理接受采访时说，“不过诸如运动鞋厂之类对劳动力成本十分敏感的行业，迁到东南亚，比如越南、印尼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Sysco总部国际部的进口经理蔡灏，只不过他的回答更为明确：“中国产业(向国外)转移从6、7年前就开始了。”

　　“非中国制造”变多

　　对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邦焦尔尼来说，2005年发动家人抵制中国货一年的尝试让“生活越来越麻烦，代价越来越大，”因为那时“‘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

　　不过可以预见，如果让她再体验一年“远离中国制造”的日子，肯定比6年前“走投无路”的生活要轻松的多。因为萨拉可以花同样少，甚至更少的钱买到同“中国制造”一样“XX制造”的产品。

　　的确，在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体系中，“非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并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当店家信誓旦旦地推销“越南产的现货正品”时，薇薇义无反顾地以“难以想像的低廉价格给老爸订了两件TOMMY HILFIGER全棉圆领短袖T恤 ”。

　　事实上，除了衣服鞋袜等日常用品行业，诸如IT、汽车、电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领域，中国也正在逐渐丧失“世界工厂”的位置。

　　2010年6月，富士康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称，在考虑将部分厂房搬到内地北部的同时，也考虑搬往印度和越南。

　　2011年4月，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计划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资1亿至1.5亿美元建厂，新建工厂将给苹果iPhone和iPad生产触摸屏，而且并不否认“在成本压力下大陆工厂减产或外迁的可能”。

　　就在上个月，三菱重工表示，将增加对印度市场的关注度，增加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并讨论在印度本土进行汽车制造机械的生产。

　　7月2日路透社以“中国的一些美国厂商不堪成本压力 回国办厂”为题介绍了一批从中国制造变身为“美国制造”的企业。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两个月前就表示“未来五年，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投资，大家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美国制造。”

　　不比“美国制造”便宜多少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产业转移是中国丧失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物。

　　“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工资不断提升，人民币升值、通胀压力的加大，企业开始把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刘元春分析说。

　　而哈罗德·西尔金则直接算了一笔账：考虑美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约20%～30%，在考虑库存和运输之前，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10%～15%。

　　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工资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为1320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190美元。

　　虽然只列举人力成本未免有失偏颇，但对于需要支付工资的企业来说，这组数字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只付最低工资是根本招不到人的……更何况现实情况是在大幅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招不到足够人手的企业依然很多。”上述广东东莞那家外贸公司的经理这么说。

　　除了薪资期望较高，“招不到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14～6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据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点，全国14～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3%，比2000年下降8.20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更严重，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在中国会有越来越少的人进入劳动大军。

　　不过，除了劳动力，“基础设施、市场容量，扶持政策，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状况都会影响产业转移。”刘元春进一步分析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制造业具有更大的优势。首先，中国市场巨大，其次，中国的产业链基础比较完备。这就是一种大国效应。”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显然持有相同的观点，“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没有能力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

　　实际上，回顾历史，耐克代工厂的生产基地的“外移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是由于劳动人口不足且工资上扬等原因，耐克公司决定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基地从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移至中国内地。

　　“当耐克从台湾转出的时候，台湾的代工厂也开始积极扩展海外生产据点，同时把高端产品的生产、设计、研发部门留在了台湾，”兴业银行(14.06,-0.25,-1.75%)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介绍道，“企业从高产业梯度地区转移到低产业梯度地区是很正常的现象，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外转移，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次‘外移’当做产业转型的契机。”  

　　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契机”一词，蔡灏觉得用“瓶颈”概括更合适，因为“中国目前产业升级有困难，转出去也有困难。”

　　多年在美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他深知中国企业“大多数为海外客人贴牌，核心技术大多数控制在海外客人那里”和中国国民“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还不到日本人均GDP十分之一”的尴尬处境。

　　“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鲁政委解释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工产业的兴起使得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不再明显；而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没有优势。”

　　换言之，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在此种隐忧之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从另一个角度对“契机”进行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同地区就好像是以省为单位组成的小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是一点。”也就是说，“当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内陆省份仍然有很大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元春同样认为“这种分梯度的产业转移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事实上，不少中西部省份已经感受到了这股产业转移潮。

　　比如重庆市璧山县“去年一年引进的IT级配套就占了全重庆的四分之一。”而“安徽省现在每年流入的投资和产业想挡也挡不住，”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处长何春这样说道，“承接产业转移就三五年的机会，国内各个省，包括越南等国都在抢，如果不能牢牢把握，我们将失去摆在眼前的发展良机。”

　　创新还未准备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中西部地区开始抢夺“发展良机”，东部地区好像还未做好组建更具核心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准备。

　　陆铭曾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在上海的企业调研时，企业(对于不重视创新)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创新投入很多钱，风险很大，我为什么不买国外的技术，然后培训培训劳动力就可以赚钱了。’”

　　习惯了“模仿”和机械化作业的中国制造业对待“创新”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决不能一蹴而就，可以说这是个长时间高投入的过程，”刘元春解释说，“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因噎废食。”

　　而在鲁政委看来，此类技术创新还有“捷径”可走，那就是“继续大力发展代工产业”，“中国现在已有的运动品牌，比如安踏，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阿迪达斯在中国设厂的同时也把技术和产业标准带进了中国。”

　　他认为，创新绝不是关起国门、奋发图强、刻苦钻研就能实现了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开始，与这些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依托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则把“企业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看做“产业转移”的第一步，就是“由过去前三十年的末道工序，也就是加工组装为辅，转型为制造为主。同时从低价竞争，转变为差异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