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浪财经-兴业全球基金主办的“朝圣之旅 兴业之始”——巴菲特股东大会美股投资策略会分享会，于北京时间5月5日上午9：00-12：00(美国中部时间5月4日20：00-23：00)，在美国奥马哈市希尔顿逸林酒店宴会厅召开。

　　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参加巴菲特的股东年会的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他的发言中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力度非常地弱，复苏本身的可持续性有很大的疑问。

　　他列举的原因包括：整个私人部门投资活动在进一步地萎缩和下降，禽流感以及打击腐败的一些政策，再加上房地产调控政策，对经济都产生抑制性的影响。

　　以下为他的发言实录：

　　高善文：借着丁总的陈述，我也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想法。我们今天都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参加巴菲特的股东年会，我的心情跟孟总形容孔子的一句话来描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巴菲特的投资实践，看起来经济层面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特别从相对长期的价值投资角度来讲去分析宏观层面的经济形势，确实不是那么重要，至少从巴菲特他们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也不占用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宏观方面的东西，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

　　我个人相信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恢复和复苏过程，但是复苏的力度非常地弱，复苏本身的可持续性是有很大的疑问的。除此之外，从推动经济恢复的基本力量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的恢复，支持经济内生的，来自民间和私人部门的投资趋势和迹象仍然是非常不明显的。从过去两个月从今年3月份和4月份即将出来的数据来看，有一些不是很明确的原因，经济恢复的势头还是有非常明显的放缓。对于这种放缓的原因，可能的一个原因来自于今年年初以来，整个在私人部门投资领域，投资活动在进一步地萎缩和下降。除此之外，中国正在展开的禽流感，对经济活动可能有一些抑制作用，此外，习总书记上台以来，打击腐败的一些政策，再加上房地产调控政策，对经济都产生抑制性的影响。

　　今年以来，特别是2月份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对经济活动形成负面影响的冲击因素，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包括打击公款的消费，包括禽流感，其他的冲击性的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吸收。

　　我们相信这些冲击因素在中期，不太可能形成可以维持的系统性的让经济持续向下压迫的持续性的力量。所以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阶段，我们相信经济仍然处在恢复的轨道上，但是恢复的力量总体上不是非常地强，并且在一定时间，看起来立场会弱。

　　提问：有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的问题，对于外贸在下面一到两年或者两到三年，这两位经济学家怎么看外贸对我们经济的推动作用，谢谢！

　　高善文：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中国如果去计算名义增速，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大概在25%，从1992年到2002年这十年的时间，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平均15%，从2002到2008年，危机之前，它的名义增速是25%，后面的提升除了加入世贸组织之外，92年到2008年，可以看出全球经济是异常强劲的。事实上自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非常深刻的调整以来，过去几年总体上中国出口的表现还是不差的，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出口的平均增速即便回到90年代平均15%的水平，也是不太可能的。我个人的猜测，当然没有特别强的理论或者非常强的经验证据的分析，我个人的看法它的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也许顶多在未来的是10%，事实上整个增速均值的大幅度下降，也构成了中国最近这几年以来 整个经济增长水平不断下沉很重要的原因。这也使得中国从出口驱动转向国内需求驱动的转型变得非常迫切。但是金融危机结束五年以来，从过去五年数据发展和政策演变来看，经济实实在在地朝着内需驱动转型的努力和尝试并不是很成功。

　　接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将在今年10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一般的预期是希望在三中全会上，会围绕未来十年的经济改革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提出比较有雄心的，比较受欢迎的蓝图，在这方面，我相信在这半年之内，有很多希望，也有很多猜测。政府要推出什么样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措施，来切实推动经济转型，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十年改革和经济成长是否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急，慢慢来，等等看。

　　以下是他对有关地方债务问题的回答：

　　高善文：我讲的这个问题触及到最近这两年海外的观察家来讲，对中国经济产生最多争议的一个领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恐怕一言难尽，我想从两个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从技术上来分析，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在两年前，国家审计署对地方债务情况做了一次全面的审计。当时在看，认为在2009年年底的时候，可以确认的地方债务违约应该是10.7万亿人民币。去年年底的债务违约的数据有多少呢？现在没有特别权威的数据，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余额的累计增长不太可能超过50%，也许在30%、40%，从去年年底来看，债务的余额应该不会超过15万亿，猜测也许会在13万亿到14万亿之间。如果用2012年中国全国经济名义总量来看，占中国名义经济总量比重应该不超过30%，20%多，大数来讲是25%左右，不超过30%。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合并在一起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这个比重应该比美国政府负债率更低，显然的话远远低于像日本政府，像欧洲政府债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政府的资产端，中国政府的资产是很多其他国家不太具有的，比如我们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有大量的土地，手上还掌握大量的国有企业，包括四大行，这都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

　　我看好是清偿不是一个问题，债务现在来看，考虑到中国是中央集权的政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清偿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一些极端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流动性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压力。在技术上如果管理这样流动性的风险，对于中央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等等都是一个挑战，但是这在极端经济条件下发生，最极端的情况，严重通货膨胀，这个在短期内，在今年年内应该不会看到的。

　　从另外一个更基本的角度来看地方债务问题也许更有价值。我们要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地方债务的问题，可能能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中国几乎像美国一样是复原非常辽阔的国家，在大多数时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大家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讲，始终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去发挥地方自治的积极性，如何有效地去激励，去调度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去处理地方自身的事物。在历史上，如果中央集权的程度太重的话，整个经济没有活力，但是如果中央集权被很大削弱的话，国家会面临控制力的下降甚至面临严重的社会的动荡。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改革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去放权，向地方政府去放权，改革的反复，总是表现在为放权和收权之间的平衡和挣扎。这个问题的核心在技术上，就是要恰当地处理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地方政府有太多的事权，但是没有相应的财权去匹配。所以当地方政府能够比较好地寻找到替代性的财政来源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非常活跃，但是没有很多的风险，当地方政府替代性财政来源切断以后，整个经济就快速下降。我们看过去30年的历史，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地方债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围绕财权和事权斗争的最新的战场。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技术上，要把地方债市场彻底掐死，在技术上的核心是推动现有财政体制的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否会推开，然后在什么样的方向上推开，这个我们要到等三中全会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