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备受市场关注，美国达拉斯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健认为，美国经济会有一个温和的复苏，预期GDP今年会有2.5-3%的增长，QE方面则预期买债节奏会放缓至停止，但是否削减存量则需看失业率和通胀等更多数据。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对美国经济表示乐观，并认为复苏障碍在于未来联邦政府花费削减的情况；对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选择也认为比较正确，但认为欧洲的问题比较多，复苏会比较缓慢，GDP的增速可能会在1%左右。 
  
　　而对中国，他则表示难言乐观。“中国结构性减速是在所难免的，比较担心的是历史上基本所有经济减速的国家都经历过金融危机，中国怎么去应对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他认为。 
  
　　王健认为，美国复苏最明显的是房地产市场，无论从房地产价格还是投资量，都有非常明显的从底部加速进入上升通道的特征，且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不仅直接对GDP，对家庭财富和家庭消费也有支撑，这是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亮点。 
  
　　至于失业率，虽然美联储表示失业率降到6.5%以下之前会谨慎考虑刺激政策退出，而目前新增就业机会亦未明显改善，但他认为，应该注意一个结构性变化。 
  
　　“婴儿潮之后美国比较大一群人现在进入退休期，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因此即使新增就业岗位和以前一样，结构性上对失业率下降还是有非常大帮助的。”他称。 
  
　　而影响GDP复苏的负面因素有政府财政开始额削减，王健认为这部分因素会对冲0.5%到1%。 
  
　　当然,需注意到美国经济复苏并非完全稳固。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修正为增长2.4%，较初值下修了0.1个百分点，而4月成屋待完成销售指数增加0.3%，至2010年4月来最高，但分析师原本预计增加1.1%。 
  
　　因此，判断QE退出时机变得比较微妙。王健认为，美联储买债投放肯定会放缓，然后逐步过渡到停止购买，后期是否会削减存量，尚需失业率等更多数据支撑，但可选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包括公开市场上卖出债券，提高准备金率，以及提高超额准备金利息等，具体选择哪一种则需要美联储正式确定。 
  
　　对于日本经济的判断，王健认为分歧在于，如果日本过去的经济停止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那么如今的量化宽松就会纠正这个错误，拉动经济重新增长，但若之前的问题在于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量化宽松可能唯一的效果就是提升通货膨胀率，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他个人倾向于前者。

　　但欧洲的问题却可能较多，首先需要有统一的中央银行系统，消除金融挤兑风险。目前虽然有统一的欧洲央行，但其并没有最后贷款人的义务，一旦发生挤兑的话也没有明确的义务去给市场提供帮助。 
  
　　另外则是需建立统一的财政系统，消除一些国家财政过度开支的问题，但如果某些国家国会不通过就会比较困难，是一个政治问题，欧洲整体复苏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难言乐观** 
  
　　总体而言,王健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可以分三个层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率虽然会下降，但整体增长水平仍然会比较高，比如中国可维持7%左右的增速，排在第一层；美国可恢复到2.5%左右排在第二层，欧洲的麻烦会比较多，排在第三层。至于日本，乐观的话会达到美国的复苏水平，也有可能处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对于中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几十年，已经形成了市场的普遍预期，这种预期会反映到资产价格里面，现在这种预期若需要调整，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考验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觉得并非一个好时机。”他认为，中国基本面不支撑，金融市场的效率目前也还没有达到可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地步。 
  
　　另外，针对中国经济形势，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1到4月份保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但并未拉动基本面明显改善，目前宏观领域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认为是金融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可能需要一段时滞，未来会逐渐好转，另一种则认为实体经济杠杆已经见顶，增加财务的边际效应在降低，未来经济难言有起色。 
  
　　王健表示倾向于不乐观的判断，并且认为短期内中国也难以有较好的政策来应对。 
  
　　去杠杆的过程，可以用激烈的市场出清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该淘汰的企业淘汰，让有竞争力的企业来代替，但也可以比较温和，不让企业破产淘汰，不增加新投资，让资产慢慢折旧，逐步消化这些杠杆。 
  
　　王健认为，中国选择后者的可能性较大，让国企维持比较低效率的运转，选择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因此经济增速会逐步慢下来。  

　　但他并不担心中国会因此进入通缩状态，“因为通缩是一个货币政策问题，万一不行的话，可以用量化宽松来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