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嚷多时，深圳惠程的聚酰亚胺项目渐露真容。

　　近日，该公司先后对外披露子公司吉林高琦将暂停新建聚酰亚胺纤维生产线，原设定的2900吨/年产能只建设了300吨/年，项目预期年销售收入将从7.4亿元“缩水”为6000万元。而另一子公司江西先材的4000万平方米/年聚酰亚胺纳米纤维电池隔膜投产时间则延迟“9个月以上”。

　　走在产业化最前列的两个项目相继曝出重大利空，此举意味着，深圳惠程已承认在这场耗时超过6年、耗资逾4亿元的聚酰亚胺“赌局”中受挫，这足以警示“后来者”丹邦科技)、康达新材。

　　聚酰亚胺项目虎头蛇尾之际，借着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年内深圳惠程的10多位高管离职，持股比例本就不高的实际控制人则轮番减持。

　　5个募投项目终止4个

　　深圳惠程聚酰亚胺纤维装置建设规模大幅“缩水”，预期收入跟着“变脸”。公司9月30日发公告透露，300吨/年生产线即便满产，最终也只能带来约6000万元的销售收入；所以，原测算的年收入7.4亿元、年净利润1.3亿元已经确定无法实现。

　　吉林高琦承担的究竟是3个怎样的项目？

　　原来，深圳惠程曾于2010年1月推出定向增发方案，最终于2011年1月募得4.5亿元资金，分别投向“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金属复合管母线及结构件”、“真空绝缘电气控制设备”3个项目。

　　深圳惠程的3个募投项目推进得并不顺利。

　　2013年11月，公司宣布终止实施其中“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金属复合管母线及结构件”、“真空绝缘电气控制设备”2项，所余8096.07万元募集资金悉数被用于补充流动性。

　　剩下的“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包含3个子项，也就是“2900吨/年高温过滤用聚酰亚胺纤维”、“20吨/年电缆护套用聚酰亚胺连续纤维”、“8万平方米聚酰亚胺纤维织物”，继续由吉林高琦实施，项目总预算为3.3亿元，全部来自募集资金。

　　如今3个子项目又终止了2个，剩下的1个也仅建设了约1/10的规模，为此还花费了近3亿元募集资金。在公告里，深圳惠程将责任归结为设备。该公司表示：“在募投项目开始建设前，国外只有赢创建成了高温过滤用聚酰亚胺纤维生产线，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没有成熟定型的生产线设备，只能依靠自己对工艺和设备进行改造。”

　　深圳惠程的湿法聚酰亚胺纤维已经能够量产，并进军了滤料及面料市场(牌号“轶纶95”)，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替代德国赢创“P84”纤维，未料产业化脚步刚刚迈出便栽了跟头，尚无产业化先例的静电纺纳米纤维电池隔膜受阻便在情理之中。

　　9月25日公司披露，由于产品性能指标和生产工艺还没有最终定型，生产设备采购工作尚未开始，子公司江西先材的4000万平方米/年聚酰亚胺纳米纤维电池隔膜投产时间比原计划延迟9个月以上。

　　“9个月以上”可以是10个月，也可以是10年，对于如此模糊的表述，10月8日，深圳惠程内部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也就是很长的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该项目于2014年1月10日开工，建设期13个月，原计划2015年初投产。

　　“黄金丝”项目虎头蛇尾

　　走在产业化最前列的两个项目先后受挫，尚在襁褓之中的透明薄膜、泡沫及复合材料，产业化之路便遥遥无期。

　　这等于变相承认，在这场耗时超过6年、耗资逾4亿元的聚酰亚胺“赌局”中，深圳惠程已经败下阵来。对此，公司方面回应：“前高管多为技术人员出身，对当时市场的估计过于乐观。”

　　深圳惠程确实表现得很乐观。

　　聚酰亚胺纤维最早由奥地利兰精公司开发，商品名“P84”。该垄断性产品现隶属于德国赢创，多用在除尘袋之中，素有“黄金丝”称号。

　　正是瞅准了聚酰亚胺纤维尚未国产化的机遇，2008年3月，深圳惠程增资控股长春高琦，与长春应化所一道推进聚酰亚胺纤维的产业化，公司一众高管也身先士卒先后入股。

　　需要说明的是，长春应化所于2003年开始集中进行聚酰亚胺纤维研究工作；深圳惠程的实际控制人吕晓义、何平、任金生皆曾在该所担任研究员，并与长春高琦的总工程师丁孟贤是同事，后者为国内聚酰亚胺首席科学家。

　　深圳惠程的主业与高分子材料并无关联，初来乍到却信心满满。很快，他们又分别设立吉林高琦、江西先材、长春聚明、北京高航(现已更名为吉林高航)，并网罗了如侯豪情等一大批聚酰亚胺领域的专业人士，将聚酰亚胺原料、树脂、纤维、纳米纤维、薄膜、泡沫、复合材料一网打尽，誓要打造聚酰亚胺全产业链。

　　对于树脂，深圳惠程原计划建设100吨/年，在获得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后，该产品产能规划被上调至3000吨/年。纤维中试线产能仅300吨/年，深圳惠程通过再融资拟扩充至3000吨/年。纳米纤维电池隔膜打一开始就规划了2亿平方米/年。

　　投资者或许不知，赢创的P84产能也仅1400吨/年；这又难怪有投资者承认：“自己当年很傻很天真地相信了这个故事，结果被坑得很惨。”

　　高管换血控制人减持

　　投资者有被坑的感觉实属正常。

　　深圳惠程的定向增发于2011年1月完成，二级市场公司股价却在两个月之后见顶，至此便开始了漫长的下跌之路。截至2014年10月9日收盘，该股尚不足9元/股，3年来下跌接近60%。

　　公司的聚酰亚胺纤维最先产业化，但2013年率先与公众见面的并非工业除尘滤料，而是服装面料，如此昂贵的材料被用于民用，又难怪业内人士戏称“把金蛋搞成了土豆”。

　　步入2014年，深圳惠程高管们的举动加重了外界的忧虑。

　　1月4日，公司突然宣布总经理桑玉贵辞职，并决议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总经理。紧随其后，董事长任金生、董事吕凤华、何芳，董事会秘书赵勋、副总经理陈明春等10多位高管也相继卸任。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桑玉贵曾担任长春高琦的总经理。

　　对于这项举措，当时深圳惠程解释，公司的聚酰亚胺纤维、纳米纤维电池隔膜等业务亟需开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亟须延伸拓宽产品应用领域，故对人才极度渴求。

　　然而，顶替任金生担任董事长的却是原九发股份(现更名瑞茂通(600180,股吧)，600180.SH)的董事长纪晓文，九发股份的主要产品为食用菌。

　　让投资者难以理解的还有上市公司抛售长春高琦股权以及3位实际控制人的减持。

　　在5月出售长春高琦33.63%股权之后，7月吕晓义与何平、任金生夫妇同时公布减持计划：双方拟在未来一年半时间里各减持深圳惠程5%-10%的股份。

　　资料显示，吕晓义作为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19.11%；何平、任金生夫妇的持股比例则为17.16%。在此之前，他们就曾轮番减持过上市公司股票。

　　若当时投资者还不明白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那么，9月25日、30日的两份公告或许已给出了答案。

　　只是，深圳惠程方面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个“故事”，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之时，上述内部人士表示：“吉林高琦540吨/年聚酰亚胺纤维装置真实存在(含自有资金建设的240吨/年生产线)，公司未来将维持现有规模，将重点放在聚酰亚胺纤维的工业推广之上。”

　　然而，多位券商分析师却表示他们曾去深圳惠程调研，但公司只带他们参观厂房，并没有参观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