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上旬，南京高淳法院接到一起简单的合同纠纷案件。南京一家纺织品公司诉称，该公司于2008年底委托高淳某服装厂加工15000条长裤，双方约定交货时间为2009年1月22日前。合同签订后，该公司将价值37万余元的面料、腰带、扣子等辅助材料发给了服装厂。服装厂承诺在2009年1月22日前交货，如延期即赔偿20万元。该公司分两次将12.5万元加工费预付给服装厂。

　　“可我们到现在连一条裤腿都没收到。”纺织品公司的代理人表示，他们已经催过服装厂好多次，对方一直不理不睬，他们这才告上法院，要求服装厂返还加工费、辅料款合计49.5万元，并赔偿损失20万元。

　　由于纺织品公司申请了财产保全，承办此案的高淳法院民二庭冻结了服装厂的银行账户。

　　粗心老板喊冤：我被反咬了！

　　采取保全措施的第三天，服装厂老板邢某满面愁容地走进高淳法院。

　　“法官，我是被冤枉的！货早就发给他们了，他们诬告我！你再不解封账户，我的工人就要跑光了……”邢某越说越激动。法官忙问他有没有证据证明货已经交了。邢某愣了几秒钟，颓然坐下。“我忘了让他们打收条，”法官觉得这话不大可信，这么一大批货，价值好几十万呢，交出去连张收条都不打，可能吗？“是真的！”见法官怀疑，邢某一急，又站了起来。

　　法官机场追查：裤子都卖到西班牙了

　　

　　双方陈述的事实完全相反，谁在撒谎？纺织品公司有证据，邢某虽言之凿凿，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这案子很好判——谁主张谁举证，邢某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但邢某的脸上分明写着焦虑和委屈。“你把发货的前后经过详细讲一遍。”法官的想法是，如果邢某没撒谎，从货品的流向一定能找到线索或证据。邢某告诉法官，这批裤子是销往国外的，货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关，出关前的商检手续还是他代办的。

　　第二天一早，法官赶到禄口机场，找到了这批裤子的出境通关单。通关单显示，这批裤子的发货人是南京某运动服饰有限公司。法官马不停蹄赶到这家公司的所在地——南京新街口，找到了公司负责人。

　　这是一家德资企业，负责人是德籍华人，姓戴。戴某告诉法官，他跟纺织品公司签有代销合同，纺织品公司委托他将一批裤子销到西班牙，早在2月份，他就将货款汇给了纺织品公司，而那批裤子早就卖到西班牙去了。法官注意到，销往西班牙的那批裤子，型号跟邢某服装厂生产的一模一样。

　　再晚几天，证据就“跑”了

　　通过沟通，法官还了解到，戴某在南京的生意结束了，正准备返回德国。如果晚来几天，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就难以查实——没有戴某的证词，原告公司大可以推说，裤子是被邢某私自销往国外的。那样的话，法院就不得不依法作出仅是“法律真实”意义的判决，而邢某很可能因败诉而破产。

　　纺织品公司分明是恶意诉讼！法官立马联系这家公司的代理人，告知调查结果，代理人讪讪地表示“告错了”，并一再说明这是误会，随即到法院办理了撤诉手续。陈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