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走出寒冬的实体经济，目前正呈现出国企热、民企冷，投融资环境严酷，受资产价格泡沫“挤兑”等众多难题，且演化为行业发展极其不均衡的状态。

　　此时此刻，我们在为中国增长的发动机并没有减速熄火而欢欣鼓舞之际，更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现状，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荆棘丛生，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中国制造业才能真正踏上复兴升级之路。

　　金融危机的余波未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是对行业发展不均衡的最好描述。汽车工业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机，产销量超过美国首次达到1300万辆，轻工业实现了稳步回升，而纺织工业与船舶工业的增长缓慢，钢铁、水泥等21个行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从数据上看，中国已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但是，规模的庞大掩盖不了中国制造业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房地产市场一片热火朝天不太协调的是，中国制造业有过冷的迹象，多数行业正在“夹缝中”寻求生存。

　　2009年，在强力度的行政之手的干预之下，国有企业大举向各行各业拓展。从航空、钢铁到煤炭等领域，国企新一轮攻势如火如荼。无论是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还是“一揽子”经济计划中的政策扶持，都明显倾向于国有企业。

　　其中，让人最忧心、也最受舆论批评的是，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企、央企等“国字头”、“中字头”企业，纷纷涉足房地产行业赚取快钱，而没有多少心思投身实体经济之中。数据显示，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关系不大的多达80多家，分布在钢铁、冶金、医药、农业、化工等各个行业。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没有房地产业，这些央企的利润率将远低于当下的水平。

　　央企这样掌握着全国的资金资源优势、并且市场结构垄断的企业主体，都如此深陷房地产业之中，可以想象，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已是何其的逼仄。这些年来，我与闽南商人接触较多，最深的感受是，他们每个人手中掌握着少则数百万、多则数亿的资金，但这些资金更愿意以热钱的形式存在，转旋于房地产市场、煤炭矿石等资源领域、或者是股票期货市场之间，却是再也没有心思进入制造业。

　　笔者在福建泉州的“忘年交”老朋友，恒安集团创始人之一的许天培先生，几年前在一次闲聊中就谈到，他已将其巨额的资金，与朋友周转于江浙等地的房地产和香港股市，而始终不敢将这些资金投入实业经济之中。至今，他依然不情愿再回归制造业。许先生只是活跃于今日中国经济舞台的闽商、浙商、苏商、晋商中的一员，而他们之前都是依赖制造业起家的。

　　笔者虽然与浙商、苏商、晋商接触不多，但在和闽商的长期交流中，从他们口中发现，其他区域的商人对待实体经济的印象和观点和上述基本一致。

　　现实是，中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

　　大部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大约从2006年就开始感觉到，所面临的投资环境不断严峻，利润率不断下跌。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单价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企业利润下滑，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生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产能扩张出现转换拐点。

　　对于那些以OEM（贴牌生产）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以及资源、能源短缺和高消耗的影响，产业转移压力巨大，迫切要求转向更具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地区。而且，很多企业普遍存在着库存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困难、内部信息流通不畅、生产计划预测不准的问题。

　　2009年中国8.7%的经济增速，主要来自“铁公基”项目，这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真正得益的是政府投资，受市场驱动的需求得益比重有限。这就使得真正能够吸收就业的一些中小型制造企业，无论是资金获得，还是市场准入方面都难以乐观。

　　那些在一线搏击的民营企业家，生存之艰难，压力之大，超出多数人的想象。无怪乎企业家在中国得了一个“高风险行业”的名号。尤其中国企业家非正常死亡率增加，不得不让人们对企业家群体最基本的安身立命都感到忧虑。

　　原本制造业投入大，周期长，每当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局部过热的迹象的时候，总会因为“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而成为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系统开始卡紧对民营企业部门的借贷需求，致使本就艰难前行的民营制造业雪上加霜。

　　中国的制造业，正热切期待着在结构调整中能摆脱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状况，进而走上大而实、大而强的浴火重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