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的主线是中美合作共发货币，后危机时代的主线是中美竞争出口产品。
为经济问题焦头烂额的奥巴马，2月3日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表示，美国需要监测其他国家的外汇政策，确保他们不会使用货币贬值方式获取不公平的优势。奥巴马谈到，汇率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它必须通过国际社会来解决，我们要确保美国产品价格不会被人为抬高，其他国家产品价格不会被人为压低，确保我们不会处于显著的竞争劣势。显然，奥巴马认为，美国出口之所以前景不妙是因为中国等国有意压低汇率，获取低价优势。
面对欧美各国施加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中国从政府到经济学家全都不为所动，主张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样才能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贡献。
汇率之争背后是实体经济之争。当美国经济面临严重阻碍时，最便捷的办法是找到成长性看好的经济体，以前是德国、日本，现在则是中国，逼迫这些国家的汇率升值，通过金融战巩固超级经济帝国的地位。中国不是日本，美国多次逼迫依然无动于衷，美国有些急红了眼。
可怕的不是奥巴马下“汇率战书”，而是中国经济存在体制性障碍。中国之所以在危机发生以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正是内部经济虚弱的表现，担心重蹈日本泡沫经济与产业空洞化的覆辙。事实上，中国自汇率改革以后一度以较大幅度升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270。按照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15.83%。
人民币汇改以后，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现象让经济界人士从心底升出凉意。首先出现的现象是从2006年开始，沿海企业成本增加，有企业陆续关停并转。而且，一度被视为中国产业升级、腾笼换鸟契机的沿海民企倒闭，并没有如愿出现产业升级，反而造成大量农民工失业，金融危机爆发后到达失业尖峰。这让理论界退回出口至上的阵地，说句糙话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既然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某些体制透明度不达标，通过提升汇率促进产业升级无异于自杀。
中国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有两大诀窍：一是以低价垄断中低端消费品市场；二是以低廉的资本不断提升产能。许多人对于中国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耳熟能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摊大饼式的，而不是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升式的。高端制造市场是德国、日本的天下，金融品与科技创新是美国人的天下，奢侈品制造是红酒中泡大的法、意等欧洲人的天下，中国未来的增长点何在？一旦失去低端制造市场，中国城市化进程戛然而止，尚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中国会比日本悲惨。
此外，如果人民币升值，欧美金融机构可以借机收割一次财富，而后可以通过加大对中国的出口平衡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对于欧美才是利莫大焉。不然欧美不会一次次喊话，不会一次次制造贸易摩擦与外交纠纷，逼迫中国升值。
关于汇率升值有一正一反两个案例可供选择。一是德国的例子，德国的汇率政策从来都是主动权在握。二战后，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上世纪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出口迅猛增长，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经济奇迹”时代之后，德国出现滞胀期，加之在70年代遭遇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1973年德国痛下决心采取浮动汇率制，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累计升值了1.79倍，幅度超过日元。但在1987年，美国要求德日货币贬值时，德国坚定说不。德国政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与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风向标的决心从未动摇。
相形之下，日本处处被动，在逼迫之下被迫升值，在逼迫之下被迫贬值，为了怕影响出口对货币开闸放水，造成巨大的泡沫，从无真正主动的货币政策，终至不可收拾。今年日本汽车业爆出的质量丑闻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将是泡沫经济后对日本高端制造的毁灭性打击。表面上，日元是自由浮动的国际汇率，实则如提线木偶被日美两国政府操纵于无形。
人民币汇率迟早会自由浮动，这是中国企业生产效率提升、是产品质量提高、是拥有独立政策的必备条件。但前提是，中国的经济与行政结构的调整在核心地带取得成功，而调控的主动权完全在中国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像日元一样成为美元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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