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不断走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的50%以上，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下滑到了47%，2008年是35%左右。而美国的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则高达70%。尽管2009年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不凡，但是并未扭转消费在GDP比重中的劣势地位。

　　消费不足是一种“慢性病”，如何改变消费低的老问题？本报专访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透析”这个顽症。

　　采访时间：2010年1月31日

　　采访人：本报记者 吴晶晶

　　发行消费券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种用浪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的做法被称为“破富效应”，即由“小流氓”打破窗户上的玻璃来拉动经济。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破富”都无效。发消费券这类事不能再做了。

　　长江商报：去年很多城市都发行了消费券，像杭州、成都，这些城市都认为用这个办法来拉动消费效果还不错，您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不可行，今年是否该继续？

　　梁小民：发行消费券我一直是反对的，这个对拉动消费的作用其实非常小。

　　有人说应该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但是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要让他们花钱，根本的办法应该是提高低保标准，不是发消费券。

　　其次，要是人人都发消费券就更没什么用了，对富人而言，发了他们也不会去用。

　　经济学家早就证明了，在总需求中消费是非常稳定的，即它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是固定的。

　　这个比例的提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上世纪90年代前30年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0.667%，直至90年代克林顿当政时经济连续十年繁荣，这一比例才上升到0.68%。而且，这种提高不是政府采取了什么强制手段或者发行了消费券，而是靠收入的增加。消费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收入，有了钱，谁不知道消费和享受？

　　发行消费券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哪里来的钱呢？都是收税、收费收上来的，如果税收不减少的话，发消费券有什么意义？

　　发行消费券还有一个弊端，消费券不用就作废，因此，消费很可能变为浪费，买了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买了也不一定用。我们鼓励以消费拉动经济，并不是以浪费带动经济。

　　这种用浪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的做法被称为“破富效应”，即由“小流氓”打破窗户上的玻璃来拉动经济。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破富”都无效。发消费券这类事不能再做了。北京市政府宣布今年不发消费券是相当明智的。

　　政府消费过多，个人消费仍然不足

　　用补贴的方法扩大需求，从长期来说，对经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补贴家电、汽车消费，也许可缓解这些行业一时的危机，但以后还会出现更大危机。

　　长江商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近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扣除价格因素，2009年是国内消费自1986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预计消费对经济贡献率超过51%，对此您怎么看？

　　梁小民：首先要清楚国内消费的定义。国内消费不仅仅指个人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去年国内消费增速加快，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消费增加，而个人消费并没有大幅度增长。去年12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里，有三分之一是政府消费。

　　我认为，投资对经济贡献率为20%，消费为70%，出口为10%的结构，是最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要达到这个理想的发展模式，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估计要用10-15年，2020年或许能实现。

　　长江商报：在您看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梁小民：有两个因素，一是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低，二是社会保障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美国，国民拥有80%的国民收入，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仅有45%，剩下的55%哪去了呢？有两种去向，要么用于了政府补充中，例如投入到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之中；要么就是成为了企业的利润，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例如被中石油、中石化拿走了。

　　其次，社会保障严重不足也是让消费市场萎靡的原因。同样是美国，2007年总财政收入4.5万亿美元，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2.5万亿美元，也就是政府收入的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在GDP里面占了11.5%的比例。中国同样在2007年财政收入是5.4万亿人民币，用于社会保障一共6000亿，GDP里面仅占2.4%的比例。社会保障不完善也使得中国人有钱也不敢花，主要是体现在中国的储蓄率高于国外。

　　靠国家政策挤出来的消费是暂时性的。去年为了拉动农村消费，我们出台了家电下乡等政策。为了拉动城市消费，也有汽车购置税减半这样的政策。但是用补贴的方法扩大需求，从长期来说，对经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补贴家电、汽车消费，也许可缓解这些行业一时的危机，但以后还会出现更大危机。

　　低收入者敢花钱了，消费的问题才能解决

　　拉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但重点还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鼓励他们去消费。

　　长江商报：从中国国情来看，目前要拉动哪个群体的消费，怎样去拉动？

　　梁小民：主要还是要拉动低收入者的消费，因为低收入者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很多，而且他们人数很多。要他们花钱，必须先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这个群体敢花钱了，中国的消费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让富人花钱也重要，但是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消费，是服务，而且是比较高层次的服务。但是这个方面又恰恰是我们现在做得很差的，最典型的，你想找一个好点的保姆都很不容易，费用五六千块还有人抢着雇。

　　所以，拉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但重点还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鼓励他们去消费。

　　至于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如何拉动，我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本身就很小，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又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它有没有都还要打一个问号，如何拉动他们的消费就不探讨了。

　　长江商报：最近，吴敬琏先生谈到拉动消费的基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梁小民：这都是对的，但这都是长期的，短期内很难实现。咱们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便宜呢，不就是档次低、附加值低吗，现在提高档次容易吗？不容易啊。所以他说的没错，但是这都是着眼于长期的问题，在短期很难立马见效。

　　我同样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整应把解决就业作为主要指标。解决就业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服务业，美国80%的就业人口就业于服务业。二是中小企业，美国的就业人口70%以上就业于中小企业。所以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

　　长江商报：提到就业，最近有一个频频出现的词语就是GDP就业弹性，目前，中国的GDP在不断增长，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它拉动就业增长幅度却越来越小了，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梁小民：中国的就业弹性指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0.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0.1。相对应的，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的就业人数，也从三十年前的200万人，下降到100万上下。

　　这个现象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GDP的增长主要靠各个地方政府的投资。而政府投资不外乎是“铁公基”，也就是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一块吸纳就业的能力并不强。你想想看，投资1000多个亿建高速铁路也就是拉动60万人的就业。这些建设都是机械化操作为主，它的就业接纳力很小。

　　第二个问题，从企业上来说，这次刺激经济的重点还是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解决就业最起作用的，还是中小企业。实际上政府的刺激经济举措刺激了GDP增长，并没有增加就业，如果要促进就业，还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小企业。

　　长江商报：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应该说是很大的，它们应该被淘汰吗？

　　梁小民：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永远不会被淘汰，原因就是要解决就业，这是我们和国外情况不一样的地方。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要去大力发展的。比如说动漫，大家可能不认为它是劳动密集型，其实也是。像《阿凡达》，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很多人在电脑上把画面一个一个画出来，这也是劳动密集型。我的看法是，中国有13亿人，这就决定了中国长期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

　　把个税起征点

　　提高到5000元

　　总体上来说现在“工薪阶层”税负偏重，应该少纳税。就拿对“工薪阶层”最重要的个税来说，应提高起征点，我觉得5000元比较合适。

　　长江商报：刚才说了很多办法都是长期的，如果要短期内在消费增长上见到成效，有什么办法没有？

　　梁小民：在短期内要拉动消费，只有一个办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

　　总体上来说现在“工薪阶层”税负偏重，应该少纳税。就拿对“工薪阶层”最重要的个税来说，应提高起征点，我觉得5000元比较合适。

　　另外个税起征点也不应全国一刀切，中央定个大致范围，权力可以下放到地方。地方确定起征点一可取决于财政充裕度，一些财政宽裕的地方可以把起征点调高点；二可取决于当地生活成本和整体的工资水平。

　　个税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税率太高；二是起征点太低；三是在改革个税之外还应征收消费品税。

　　我认为个税改革不能孤立起来改，应该有一个税收改革的整体方案，需要一个全盘的考虑。

　　长江商报：您一直在呼吁说要开征消费税，开征消费税和促进消费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

　　梁小民：我是主张把所得税改为消费税。这种方法既能够保证税收的合理征收而且也不影响消费。增收消费税的意思就是说要先减所得税，如果减所得税征收消费税，就能对消费起到刺激作用。

　　按照300年前法国财政部长柯勒贝尔说的，“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你要拔尽可能多的毛，但又最好不要让鹅叫。”消费税较为隐蔽一点，在“拔鹅毛”的同时，“鹅叫的声音”不那么大。在设计消费税时可以对穷人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低税或免税。

　　开征消费品税，这是大趋势。因为改变收入征税后，国家是把税含在商品里，纳税人消费的时候征收，这样不仅征收起来简单，征收成本也低。但要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富人消费的高消费品税，要多征税；另一个是，对于低收入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采取低税或免税政策。

　　梁小民

　　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介绍和普及第一人”。译有《经济学原理》（曼昆著）等专著50余种，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多种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