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来袭，彻底打破了华尔街神话，也让千里之外的中国感到阵阵寒意。危机的呼啸声如今渐渐远去，却留下一连串的问号。危机过后，中国外贸马车何去何从？

　　乍暖还冷时，中国外贸步履蹒跚。海关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对外贸易继续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值为2047.8%亿美元，同比增长44.4%，已初步恢复到2008年同期水平。

　　乐观的前面要加个前缀—— “谨慎”。尽管进出口数据同比增速接近“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贸形势完全乐观，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

　　“我总体对2010年的预期是谨慎乐观。”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芮成钢专访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坦露了他对外贸有几个“最”：有担忧，有期待，有鼓励，个个都很迫切。

　　最担心：失去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复杂”这个词，今年确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反复提到“两难”这个词，比如要平衡长期与近期的关系、国内与国外市场的问题等。各界普遍担心，欧洲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在世界上引发新一轮的金融恐慌等问题。

　　芮成钢：在这些不确定性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管理好自己对外贸出口的期望值？

　　陈德铭：在我看来，不稳定、不确定性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欧盟的主权债务问题，欧盟的主权不仅在希腊，也表现在西南欧的其他几个国家；另外，美国的坏账也没有完全消耗掉，它的地产风险和信用卡风险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储蓄增长、国内消费增长的速度还是很缓慢，而他们的失业率还高达10%左右。但是总体来讲，今年的经济比去年向好是可以肯定的。另外还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比如全球各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何时退出需要有一个协调，这个问题可能会在G20和其他一些国际会议上讨论。

　　第二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十分严重。在经济学中，当失业率达到10%时，政治家们可能会失去理智。我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出现。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我最担心的就是失去理智的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国家现有的对外贸所采取的一系列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经济方法和手段还要继续，也就是温总理在报告中说的“不轻言退出”。我要告诫我们的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要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在新的国际架构下提高竞争力，开拓市场。

　　最期待：撬动内需大市场

　　中国内需大市场成为2010年热点中的热点：海外市场阴晴难定，内需市场正待开发。对于全球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充满了机会和诱惑。

　　芮成钢：在扩大消费方面，您觉得我们还有哪些更好的做法？

　　陈德铭：总体来讲，今年对经济的拉动有相当大一部分依靠国内消费。（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提升传统的消费结构，同时培养新的消费，比如信息、旅游、健康保健、家政等这些消费要逐步地培育，从而提升全国人民消费的结构。为了做好这一点，整个国家大的政策就是继续增加人民收入，继续维护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更加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商业部门要做的扩大消费工作的第一步是完善现代的商业流通网络，使这个网络高效、便捷而且低耗；第二是在这个网络下开创一些新的消费工具，比如网上购物每年会百分之百地增长。我们在统计中发现，这些新的消费工具使用者90%以上是18岁到30多岁的年轻人；第三就是为了使这个系统更完善，使各种信息服务包括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得更好，我们要加强对市场秩序和产品质量的监督，对物价要有一个宏观调控。

　　有信心：结构性的“民工荒”能缓解

　　民工荒，再次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热议点。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中国劳动力的新判断：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力问题上供大于求的现象没有根本地改变，目前出现的民工荒仅仅是局部地区失衡或培训没有做到位导致的；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对于用工的待遇收入等要求和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差异，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很大的差异。

　　芮成钢：有人说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也有人说廉价劳动力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您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

　　陈德铭：媒体记者们发明的“民工荒”这个词很有亮点，很吸引眼球，但是如果从经济意义上讲可能不够完整，因为现在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可能不是一个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是一个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或者年龄结构的问题。中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的红利期，我们的人口还要增加，这是我们未来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一个特色，如果没有这个特色，我们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转变方式，调整结构。

　　现在确实出现了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跟不上的问题，我想这大概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专业技术培训没有跟上去；第二是反映农民工的政策需要落实，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机会，比如几年以后跟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条件；第三是表现出沿海一些地区已经不适合继续搞劳动力过于密集的产业，需要往内地转移。我做了一些调查，原来几千上万工人集中在一个厂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厂，现在因为劳动力不够，订单远远增加，厂里研究发现这些民工从全国十来个省过来，生活费用很大，所以他们就定几个村几个点，把活分配到农村去，以生产队组织家庭作业的方式就近加工，毕竟中国西部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比较低。

　　这个现象提醒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考虑我们的物价、汇率和其他的各种政策，要保持相对稳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琢磨一下，劳动力继续提升的空间有多大。

　　最荒唐：美国对中国单独实行出口管制

　　在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法国总统萨科奇公开反对全球化。似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传统的出口目的地国，觉得30年全球化进程的好处大多都被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拿走了，而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些观点并不利于中国。

　　芮成钢：可能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的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中国是不是需要给予世界更多呢？

　　陈德铭：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个人认为，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因为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信息越来越发达，但是这个过程会有曲折和反复。当年推动全球化时，发达国家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现在这些国家，他们没想到一些新兴国家因此而成长起来，而且这些国家自己也开始进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最后形成了一个适当的竞争情况。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会通过各国之间合理的调节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得到解决，而且谁也阻挡不住。

　　我们每年对美国有几百亿美元商品的需求，但是美国至今还对中国单独实行出口管制限制，对其他国家都是开放。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两国的贸易顺差和逆差，考虑汇率高估还是低估的问题，就不存在基本前提，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议员和经济学家是真的不知道这个现象还是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如果美国不让我们需要的产品到中国来，那它未来的市场在哪儿呢？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公平自由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