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稳定发展对外贸易。今年的主要着力点是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我认为,这是我们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的重要保障。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进出口总值220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总值12016.7亿美元,下降16%,净出口自入世以来首次对国内GDP增长产生负作用。虽然我国出口形势目前逐步好转,去年全年出口规模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应该看到,我国出口迅速复苏,得益于国家大规模财税政策的刺激,也得益于危机中“土豆效应”催生的大量低端需求,当前仍面临诸如不利因素:如对发达市场(欧美日)的依赖程度依然偏高,我国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又如外贸出口缺乏技术竞争力的软肋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日益增大,等等。具体突出表现在以下5方面:
一是对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依赖程度依然偏高。2009年,我国出口市场等价数目 由上年的9.1下滑至9,市场多元化进程出现倒退,出口风险仍然高度集中。其中,欧美日发达市场占我国出口总值的46.2%,且我国国际市场份额的提高也主要依靠发达市场,我国分别占欧美日进口总值的17.9%、19%和22.3%,较上年分别提高2.2个百分点、3个和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依然不足,“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和巴西在我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不升反降,分别占14.2%和12.5%。另外,我对韩国、乌克兰、加拿大及香港的出口产品有不同程度下降,市场占有率水平及其提高幅度较发达经济体市场均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出口模式仍未转变。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的支撑下,我国出口量凭借低成本优势高速增长。2005年至2007年间,我国出口额年均增长27%,其中76.4%的增长贡献来自于数量扩张。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面扩散后,我国出口量萎缩12.2%,对全年出口额下降的影响程度高达76.2%。12月份,在出口价格总体下跌3.5%的情况下,因出口量增长22%,重新拉动出口额强劲反弹。但必须看到,我国提高国际市场份额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已明显减弱,2009年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度排名已从第4位降至第6位,墨西哥、印度、越南、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等我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制造成本均已低于我国,与我国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能力将明显增强。
三是我国企业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领域明显落后。2009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以国有和私营为主的内资企业合计所占份额分别仅为30.7%和15.7%,远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69.3%和84.3%的占比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光电技术产品出口基本被外商投资企业掌控。同时,内资企业相关产品等级也难以与外商投资企业匹敌。2009年,内资企业液晶显示板和集成电路出口平均价格水平分别较外商投资企业低47%和31.7%。相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仍严重依赖“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200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1.5%来自加工贸易,因国内产业配套落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加工方式停留在进口部件组装和测试等简单加工环节,加工增值率处于较低水平(2%左右)。
四是新兴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高端产品出口仍未出现显著突破,且产业布局不尽合理。2009年,我国生物制药、生命科学、材料技术、航空航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出口进展迟缓,合计出口仅占当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4.5%,占比仅较2005年高出1.1个百分点。同时,基础产业领域中,精品钢材、重大装备等高端产品出口份额依旧偏低。其中,2009年,数控机床在我国机床出口中的比重仅为18.5%;冷轧薄板在板材出口中的比重不足11%,比重较2005年还低1.7个百分点。另外,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步伐缓慢,去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仅为13%,虽比2005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但分别较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占比低了22.1个和25.8个百分点。
五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日益增大。为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势头,近年来我国成为全球遭遇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11月底,年内19个国家对我国发起103起贸易救济调查,金额达117亿美元,其中美国实施的50宗贸易救济案中,一半以上针对中国。9月份我国轮胎遭遇美国特保后,对美出口大幅下降,占美轮胎进口总值的份额由8月份的33.6%下滑至12月份的22%,而日本和韩国轮胎在美市场份额同时快速提升。此外,近期美国提出重振出口大国地位,5年内实现出口翻番目标,其他主要经济体通过扩大出口刺激国内经济回升的意图也有所加强,我国保持国际市场份额稳定面临的竞争形势将更趋严峻。
当前,全球经济已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缓慢复苏阶段。但“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储蓄率提高,消费需求减少将成为必然趋势,加之贸易保护、人民币汇率争端日趋尖锐,我国数量扩张拉动的出口高增长时代一去难返。更加引以关注的是,因实体经济重新获得发达国家重视,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不仅在低端制造领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加剧,在机电制造领域也将面临发达国家的挤压。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关键阶段,巩固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并积极推进技术升级,调整出口结构已是我国保持出口可持续竞争力,实现出口由大转强的战略选择。为此,建议:
1.转变传统思路,加强对我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监测与研究。由于出口增降幅度的单一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出口国际地位的实际变化,只有结合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指标,才更有助于研判我国出口形势。因而,要及时转变考量出口实力的传统思路,从单纯关注出口增速转向兼顾国际市场份额的研究,加强对我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的跟踪与监测力度,对主要出口产品在主要市场所占份额下降等情况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加强对不同出口市场消费特点研究,细分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捕捉差别化的消费热点,并将此作为出口增长的着力点,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出口扶持鼓励措施。
2.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快对新兴市场的开拓步伐。新兴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2010年经济增速将近发达经济体的3倍,具有强大的市场增长空间。因而,要在巩固我国产品在发达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提高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化解出口市场高度集中的风险。要抢抓全球经济减速、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撤资的有利时机,利用我国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发展以开拓对方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要通过到国外组织各种贸易展会、商贸交流,选择境外加工贸易、对外承包工程等形式,为我国产品开拓新兴市场搭建桥梁并提供政策支持。要建立健全开拓新兴市场风险保障机制,提供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优惠等金融支持。
3. 利用当前机遇,多渠道扩大技术引进,优化出口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金融危机冲击后,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发达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有所松动,部分原对华禁售高技术产品出现解禁;一些拥有核心技术的欧美企业在此次危机中陷入困境,需要通过并购、注资等手段度过危机。我国应充分利用当前提升制造技术的难得机遇,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政府间磋商,争取更大的技术吸收空间;通过合理降低进口关税、提供优惠信贷、给予国内税收减免等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吸引高质量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高精尖技术设备进口;加大国际投资并购指导,鼓励企业通过“走出去”获得关键技术和设备。同时,在航空航天、核能工业、海洋工程等战略性产业和光电子、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促进龙头企业和重点科研机构相结合,提升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的出口竞争力,推进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4. 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完善科技服务中介体系,增强出口产业升级的源动力。中小企业是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组成部分。2009年我国年出口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为18.5万家,占出口企业总数的85.6%,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升级成为当前我国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的关键。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来看,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升级,不仅需要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依托由政府指导和企业共同参与的科技中介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应尽快建立完善公共型科技服务中介体系,提供多元化技术融资服务和支持,解决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境;建立免费技术展示和技术交易平台,推进创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通过组织参加国内外技术展会等形式,为中小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机遇。
5. 加快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形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出口产业格局。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托,促进技术跨区域流动共享,合理利用东中西各地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大力推进我国出口产业转移和调整。重点强化北京、上海、天津等核心城市的产业先导和辐射作用,通过各类创意产业园区和研究机构,推进品牌设计和自主开发,实现高科技制造“落地生根”和传统制造的“升级换代”;进一步改善中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提高空港、公路运力,承接封装测试、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制造转移;加大中西部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开发利用,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高内陆地区的外贸效益。要扶持自主品牌,逐步形成我国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安全,加大“中国制造”产品的正面宣传,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晓率和美誉度。
6.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完善和丰富政府引导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服务手段。加大对外经贸交涉力度,充分利用WTO磋商机制和适时启动必要的贸易救济措施,协调和组织国内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诉讼,维护我方正当贸易利益,防止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滥用;继续扩大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应用范围,培育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使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搭建并畅通政策信息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政策和相关预警信息,丰富政府部门对政策宣讲、解读和培训的方式方法,帮助企业增强对海外市场和国内政策的熟悉程度,为“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稳定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