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存在着奇怪的平行。就在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导人齐聚达沃斯、讨论如何“改善世界状况：重思、重设和重建”的同一周，世界时装大腕（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云集巴黎，讨论如何“改善高级定制时装状况：重思和重建”。当然，理论上说，重设这件事他们一直在做。

尽管这两个问题的导火索是同样的现实——宏观与微观层面都在收紧预算，但两者的内在动因并不一样。与“我们如何预防机构变得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不同，在巴黎，人们的问题是：“某件东西至多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已经失败了？”尽管高级定制时装客户的数量可能——正如仍然制作手工定制服饰的品牌所声称的——在增长（尤其是在中东、亚洲、俄罗斯），但时装周本身正在缩短：现在实际上只有3天，且只有7个主要品牌出席。当大多数客户都忙着自己的事、各大品牌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时，这样的典礼还有必要吗？

旧观点会回答说“有必要”，因为高级定制时装是一座艺术实验室，设计师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创意会慢慢影响成衣，然后再从成衣到大众服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决定你日后的穿着。然而，从上周T台上的众多服装系列来看，情况似乎已经不再如此。

以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为例，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用19世纪服装师查尔斯•沃思(Charles Worth)的设计，以及女士骑马服饰作为他的创作灵感。尽管随后展示的以公爵夫人缎为面料的各种明艳色彩的骑马夹克、垂花饰短裙、与众不同的长裙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的吸引人之处却在于它们是古董。这些服饰是旧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真实版。

Armani Privé与香奈儿(Chanel)也是如此：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和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均制作出了可爱且精致的时装系列，但却没有为此次对话引入特别崭新的内容。阿玛尼用月亮作为这次高级定制服装设计的主题：曲线式的短上衣搭配郁金香裙或太空裤、一边带有光影的黑色晚礼服、用近乎全息照面料做成的模仿月运周期的熠熠生辉的白色晚礼服。它们都很惹人注目，惹人注目得就像这位设计师成衣的奢华版。

同样地，在香奈儿的秀场，重大新闻是T台上少了一些东西（小黑裙这次被换成了小粉色套装；金色纽扣被换成了银色装饰）；新创意是，经典纱裙缩短（对于活泼好动的人来说，这是个好创意），透明绸缎或鸡蛋形状的晚礼服与精细、近乎徽章式银色刺绣的结合（不是一个好创意：效果非常糟糕）。

毫无疑问，这些服饰不乏喜爱者：坐在阿玛尼秀场前排的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变得如此兴奋，以至于你都可以读出她的唇语——她尖叫说：“噢，我的上帝。那件衣服！”但这些服饰将如何推动时装业的下一轮革命我们很难看清；它们更像旧服饰前所未有的精美版。艾莉•萨博(Elie Saab)品牌也是一样：这位设计师将珠饰、蕾丝、薄纱结合成一件红地毯礼服的能力不可否认，但同样也并不令人吃惊。

甚至连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鲜明生动的墨西哥旅程看上去也令人沮丧地感到极其熟悉：编织的皮毛、插上羽毛的礼服、带绣花的牛仔紧身衣、配有金色绸缎与亮片的土匪细条纹西装；秀结尾所使用的艾莉儿•唐贝索(Arielle Dombasle)的小夜曲ageing siren，仅仅更凸显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销售，而在于时装的目的——在T台上展示，而不是私下展示给客户看。仅仅展示美丽与技艺、而缺乏对女性服饰未来的思考，真的足够吗？

这么做当然很安全，尝试传递比较沉重的信息可能会引发反对声音，正如我们在华伦天奴(Valentino)秀场上所看到的。该品牌的新设计师——皮埃尔•皮乔利(Pier Paolo Piccioli)与玛丽亚•基乌里(Maria Grazia Chiuri)尝试通过结合运用荷花边、羊绒、珠饰、绿革，将时装带入未来。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成功（带褶皱的荷花边绑腿并不讨人喜欢）。尽管如此，至少他们尝试了，他们带来了一些值得讨论的东西。

或许觉察到了这些风险，据报道，纪梵希(Givenchy)重新构思了秀的形式：卡尔多•蒂希(Riccardo Tisci)展示了极为高雅的燕尾服搭配鸵鸟毛装饰的T恤、一些极为过时的长礼服与透明紧身衣；巴黎高级时装联合会(Chambre Syndicale)则大玩概念，试图将时装周的目的转变成手工定制的庆典。事实上，即重建时装周。

因此，今年的高级定制时装周日程加入了一天的“高级珠宝”展示，出席品牌有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宝诗龙(Boucheron)、Chaumet等；其它品牌则抓住这一机会展示了一些特别的设计，其中包括罗威(Loewe)，斯图尔特•维佛斯(Stuart Vevers)展示了像黄油一样柔软的黑色皮革休闲服、大衣和手提包；Worth将长礼服缩短成了紧身胸衣与迷你裙；罗杰•维威耶(Roger Vivier)、Clements Ribeirio、马丁•马吉拉(Martin Margiela)展示了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

在维威耶，创意总监布鲁诺•弗里索尼(Bruno Frisoni)用时装作为梦幻手提包的灵感，给手提包“穿上”仿古花边、仿玳瑁、琥珀与丝绸；在Clements，设计师伊纳西奥•里贝罗(Inacio Ribeirio)与苏珊•克莱门茨(Suzanne Clements)用旧丝巾拼接成了很有特色的长裙与单衣。马吉拉主要以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的长裙为中心，对它们进行重塑，使它们变成21世纪的袖子，古老的袖子拥抱着身体，就像贴身短内裤一样。这与安妮•瓦莱丽•哈什(Anne Valerie Hash)早些时候的一个秀如出一辙。安妮是试图在几乎无预算的情况下在时装界获得成功的年轻设计师之一，她重新改造了达芙妮•吉尼斯(Daphne Guinness)、蒂尔达•斯维顿(Tilda Swinton)等众多好友捐赠的服饰。

如此巧合的群体思维之所以有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让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实，即，将现有的结构转变成讨人喜欢 的崭新的东西是所有人追捧的，在时装界与金融界均是如此。想想法国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鲁斯(Christian Estrosi)最近宣布的改善本土时装业状况的方法：创办一个机构，“向时装公司及其它创新型企业的贷款提供国家担保”。换句话说，即银行。甚至在时装工作室，也有一些眼睛盯着达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