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棉七厂与它的六个兄弟厂一起，支撑着石家庄棉纺织工业的神话。经济转轨时期，棉七也曾试图一搏，只是它并没有成为幸运者。

没有人知道，如果活到现在，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大兴纱厂几乎变成了一块杂草丛生的废地，徐荣廷，这个以93岁高龄终老的民族资本家会作何感想。

这里早已不再被叫做大兴纱厂，全面实现国有化之后，资本家创建的大兴纱厂就被称为国棉七厂，简称“棉七”，曾经的无限风光却难掩如今的落寞与寂寥。

湖北人徐荣廷在自己62岁那年，与同伴们共出资210万两白银，筹建大兴公司。随后大兴纱厂成为这家公司的第一家工厂，因为新聘厂经理张荫甫的建议—“石家庄地区既为棉煤出产之富城，更是纱布推销之市场，诚属产销结合之佳区”，于是武汉被舍弃，石家庄成为大兴纱厂的建厂之地。

九十年过去，我们无从知晓张荫甫是如何说服徐荣廷和他的同伴们，舍弃繁华的武汉三镇，而将工厂设置在当时仅仅是个小村子的石家庄。

不过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决定。

冀中南是产棉重镇，收获季节，更是翻滚的雪浪。石家庄，交通要冲，京汉与正太两条铁路交汇处。原材料与交通的双重便利，使得大兴纱厂具备了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

1921年秋，张荫甫带领他的团队在石家庄购入地皮100亩用于建设厂房与仓库，为了避免潜在的竞争者在身旁出现，张荫甫又取得了周围100亩土地的“永租权”。1922年2月，大兴纱厂终于破土，10月5日，大兴纱厂开工。

徐荣廷的纺织帝国中多了一个纱厂，而石家庄则迎来了近代纺织业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并蓬勃向上的时代。对徐荣廷，他不过找到了一棵能够带来更大利益的摇钱树，而对于石家庄，则是历史的又一次垂青—继正太铁路南迁至石家庄，正太总机厂设立，此地近代工业雏形初具。

没有资料告诉我们张荫甫当初选定火车站旁边的这块地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商人的直觉，而今，这块土地，在“三年大变样”的城市规划中地价扶摇直上，使得因为经营不善四处欠债的“棉七”似乎看到了通过卖地摆脱困境的曙光。

1949年，解放军来到石家庄，也进了大兴纱厂。共产党的干部接收了国军飞机轰炸过的工厂，一年之后又发还给资本家经营，鲁绍成为大兴纱厂的经理。这一次私营，大兴纱厂只是为其他公司加工订货，收取加工费，并没有开展真正的自主经营。

“五反”后，汉口总公司向石家庄市委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要求。 1954年 4月1日起大兴纱厂正式公私合营。公私合营董事会中，公方任董事长，原私方董事均参加为董事。汉口总公司完全并厂同时合营，所有账册、档案均交由大兴纱厂接收。

近乎于“折腾”的数次产权流转之后，这个奠定石家庄近代纺织工业基础的工厂被命名为“囯棉七厂”。尽管是石家庄市最早的棉纺厂，但是它仍旧被排在这座北方城市所拥有的7座国有棉纺厂中的最后一个。

资本家立下的“一笛叫，二笛到，三笛不到就不要”的规矩理所当然地被废弃，实现国营的工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享受着自己作为主人而拼命劳动的权利。

每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头戴白帽儿，腰系围裙的女工们从厂门鱼贯而入，与她们迎面而对的是新树立起来的一尊白色毛主席像。

毛主席像的后面是1921年建厂时便建筑完成的民国风格的小洋楼，那里曾经是大兴纱厂的管理层办公的地方，国营之后自然承袭了办公楼的功能。

工人们走到毛主席像所在的广场上，向“大救星”行过礼，然后就会进到车间里干活。这是当时每个树立毛主席像的场所每天的必有仪式，这仪式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工人们仍旧像往常一样头戴白帽儿腰系围裙从大铁门进出，只是不再行礼，而小广场也成了堆积棉花的货场。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棉七厂与它的6个兄弟厂一起，支撑着石家庄棉纺织工业的神话。经济转轨时期，棉七也曾试图一搏，只是它并没有成为幸运者。

从1998年5月囯棉七厂改制成为石家庄棉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成分从100%减至0，厂长又从工人们手中收购股份，终于成为了最大的控股者。

所有权的改变，并未改变棉纺织企业衰落的命运，在私有化改革10年之后，棉七的铁门徐徐关上，于是原本日夜喧嚣的厂区变得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已进三月，石家庄依旧寒冷。

直到张昆搓着手问怎么这么冷，芦义竹才发现屋子里唯一的取暖工具—那台老式电炉子的炉丝已经彻底变暗冷掉了。

芦义竹熟练地在椅子上略微前倾，胸口顶住办公桌，左手将被办公桌掩住的电闸重新合上，电炉丝慢慢地又泛起红光来。

芦义竹和张昆所在棉七工会的办公室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暖气，棉七的锅炉只能用来为工人宿舍的住户们供暖，供暖费是市政府支付的—因为停产一年多，每个月只发100元生活费的工人们负担不起这个北方城市昂贵的冬季取暖费用。

芦义竹近乎于矫情地更正来访者的说法：“棉七是停产，不是破产。资产总额这么高，哪能说破产就破产。”他说等到市场行情好转，工人们就能回来上班，只是她也说不准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在张昆看来，这一天怕是永远不会来了，芦义竹不在屋里的时候，他小声说，“我看是没有复产的希望了，连工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芦义竹和张昆是棉七的老工人，他们都曾经历过棉七的全盛时期，也见证了棉七由盛而衰，他们没有走，盖因他们的身份是工会干部，而不再是单纯的工人。

他们和其他一百多名员工一样，每个工作日都要正常上班，除了处理工厂遗留问题，还要担负着守护工厂的责任。

他们是棉七最后的守门人。

1976年，18岁的芦义竹进入棉七成为细纱车间的一名女工，在纺纱机旁，她用10年时间成为棉七最知名的先进集体—杨琍瑛小组的第六任组长，并且一路从厂劳模当到省劳模，最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现在，曾经的劳动模范，如今的工会主席，履行的是守门人的责任，每日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来办理各种离退休事宜的老工人们。

芦义竹很少再进入厂区空荡荡的车间里，因为“每次进去都很难受”。她说，很多老工人回来看见厂里的情况，眼圈忍不住地红。

她念念不忘当年机器全部运转时，车间里从不停息的轰鸣声；念念不忘当年下班后，姐妹们在厂区花园里散步时的情景；念念不忘当年在纺纱机前每一个操作步骤……她说，纺纱女工操作机器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

曾经热闹的车间，如今平静得如同旷野，惟有雨后或者雪化时从老旧的厂房屋顶上漏下的水滴落在地面上的滴答声，才能让访客意识到，这里不是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