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以来，香港贸易公司捷成集团(Jebsen Group)的命运一直紧随着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而起伏。该公司起初是做靛青染料的贸易，然后发展到各种工业产品，后来又进入了中国日益膨胀的西方品牌奢侈品市场。

　　但捷成集团董事总经理海宁(Helmuth Hennig)说，尽管事实证明中国市场对美酒、豪车、高端手表甚至游艇确实有着很大的胃口，这个行业本身也有着一系列的挑战。

　　海宁说，中国可以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取代其他优质或奢侈产品大型市场的地位，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中国市场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但与此同时，这个市场也有着自身的局限与边界。

　　海宁在香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记者马文(Duncan Mavin)的采访。以下访谈文字经过了编辑。

　　《华尔街日报》：目前你们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海宁：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这种非理性繁荣。突然之间，中国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我们跟供应商说，到最后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只升不降的，路上总会遇到坎坷的。中国仍然不敢放手开启闸门，他们有自己的规则，你甚至可以把这些规则称为是限制市场准入的非关税壁垒。另外，中国市场也正在从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市场，转变为一个更为区域化的市场，其基础是大北京，大上海，西部，以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中部地区。这一切都需要从分销、销售和营销的视角来对待。

　　《华尔街日报》：捷成集团为什么从工业产品经销商转型成了奢侈品经销商？

　　海宁：我们是一家非上市公司，没有金融市场渠道，所以我们需要在自己能力的基础上成长。10年前，我们开始在中国经销保时捷(Porsche)，当时没有任何人想接触保时捷，但我们此前在香港做保时捷做了45年。我觉得我们最终是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爆炸式增长而意外成功。并不是说每项其他业务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哪些品牌灵不灵，可不可以事先知道？

　　海宁：那将是一种你自己心知肚明的诀窍。它更多地是某个品牌是否立志进入中国的问题。你得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规则，同时保持住自己最初的影响力。如果你注意那些进入中国很长时间的品牌，维持了10年20年的品牌现在是最成功的。如果现在才进入，这个市场已经拥挤不堪了。

　　《华尔街日报》：现在所有人都对中国有兴趣，这一点对竞争态势的改变有何影响？

　　海宁：其实没有任何其他营销公司、经销公司──不管你怎样称呼我们──在同样的类别里跟我们竞争。其他人也在做汽车或快速消费品，他们是存在的，但大体上来说，我们是在跟我们的供应商竞争。如果供应商想进入中国，他们就要确定是自己来做，还是去找一家已经在中国拥有一个基础架构的公司。

　　《华尔街日报》：你怎样做到与时俱进？

　　海宁：中国和大中华区一直在变化。我认为是这是这份工作最有意思的方面之一。10年前，我们在中国还没有消费类业务，我们只做工业产品。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突然对外国品牌产生了兴趣，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消费品市场。中国不需要进口消费产品，但他们希望有所选择。

　　《华尔街日报》：金融危机对你管理企业的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海宁：在2009年上半年，我们是每两周开一次会。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站在了深渊的边缘。我力图确保我们知道有哪些不利因素，以及我们可以怎样保护自己──从节约、储备现金的角度。但由于中国很快地走出了下行螺旋，我们的业务急剧反弹。在去年2月份的低点过后，我们不得不迅速调整为确保是在正确地使用资产。

　　《华尔街日报》：你们在中国的业务这么多，你能不能够想象公司离开香港，前往内地？

　　海宁：我们于1895年在香港成立，很快搬到了上海，一直到革命后才搬了回来。出于税收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原因，香港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运营地。这一代的业主或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下一代可能得想清楚，是否把总部设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