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迫使AnnTaylor Stores Corp.和Coach Inc.等美国服饰零售商考虑，是不是至少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这样做可能会造成航运等其他成本增加。

　　Coach公司首席财务长迪瓦恩(Mike Devine)上周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在考虑把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其中最明显的是越南和印度。这家奢侈手袋零售商在越南和印度已有生产，它打算增强在这两个国家的存在。

　　Guess Inc.也在做这方面的思考。这家时装品牌的首席财务长塞科尔(Dennis Secor)接受采访说，公司正考虑在越南、柬埔寨和印尼建立产能。

　　香港利丰有限公司(Li & Fung Ltd.)旗下利丰美国(LF USA)在零售商和供应商网络中间扮演着中介角色，其总裁达林(Rick Darling)说，近期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已经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平均上升了5%到15%。该公司说，在中国几处服饰生产中心之一、南方沿海省份广东，5月1日生效的最低月薪平均上调了逾20%。

　　与这种上调伴随，中国更大范围内的工人也都在获得加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历劳资纠纷获得的。另外，中国政府也力图引导制造业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行业转移到更加复杂的产品上来，比如电子设备。

　　加薪提高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却在给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美国服装连锁企业带来压力。据达林说，工资水平的上升，加上棉花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上涨，服装零售商在中国的年成本可能因此而上升2%到5%。

　　这种前景迫使零售商赶紧寻找新的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如果找不到办法，他们将不得不吸纳增加的成本，从而使经历衰退后刚刚反弹的利润率再次承受冲击。它们倒也可以把成本传递给消费者，但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刚刚开始部分恢复之际，这样做不乏风险。

　　咨询公司Kurt Salmon Associates零售业策略师吕布曼(Jeremy Rubman)说，劳动力成本在这个时候上涨实在是太糟糕了；没人想让好不容易回心转意的消费者离自己而去。

　　彭尼公司(J.C. Penney Co.)最近说，过去五年，它的制衣厂已经在撤离中国，转向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彭尼负责公司战略的高级副总裁肯尼(Jim Kenney)说，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拥有“更好的成本基础”。

　　AnnTaylor首席财务长尼科尔森(Michael Nicholson)说，公司已经在同15家最重要的供应商合作，准备把它们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这15家供应商在AnnTaylor的产量中约占60%到65%。但尼科尔森也说，只有在证明能够生产优质产品的情况下才会转移。

　　事实上，按相同成本生产出来的“中国制造”，其质量是很难赶超的，劳动力只是诸多生产成本中的一种。其他成本包括纺织品等原材料、生产设施、交通运输、质量控制与培训等。
　
　　吕布曼说，中国劳工的技能，以及他们对美国公司运营方式和期望的熟悉，超过了亚洲任何其他国家。

　　广东省因其鞋子和箱包制造而闻名，这方面的能力是难以复制的。另外，据咨询机构科尔尼公司(A.T. Kearney)负责零售行业的合伙人Hana Ben-Shabat说，在一件服装的总成本里，劳动力往往占15%到22%，而面料和物流最高可以占到60%。

　　Ben-Shabat说，把产能转移到孟加拉、发挥当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优势，可能会增加运输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太过偏远，运输不便。

　　时装行业咨询公司Jassin Consulting Group董事总经理杰辛(Andrew Jassin)说，越南拥有大量劳动力，但纺织品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中国，这意味零售商需要进口面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