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上的枪声

　　中国和朝鲜唇齿相依，两国边境线全长1334公里，其中陆界45公里，水界1289公里。60年前鲜血凝成的友谊随着时光的流逝有所改变，2009年5月朝鲜“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声明)，将这两个国家的分歧首次公开呈现在世人面前。

　　2010年6月4日凌晨，朝鲜边防军枪声响起，3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殒命，鲜血流进滚滚鸭绿江。巧合的是，之前的“天安舰”事件当天被韩国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严正交涉”下，朝鲜方面很快拿出调查结果：“此系一起偶发事件”，并表示将严惩肇事者。

　　前往丹东，探访事件原委，获得诸多独家曝料，发现在枪声背后，中朝边境上存在经年的灰色民间贸易。从事该贸易的商人们在鸭绿江上过着冒险的生活，不但要承受风波之险，而且还要提防中朝两国关系微妙变化带来的波及。

　　浪头湾。血色夜

　　朝鲜边防军枪声响起，3名中国公民殒命，鲜血流进鸭绿江中，瞬间不见踪影

　　出租车司机马友峰，在丹东市里拉活儿，这天下午，他家媳妇说，亲戚家有个孩子伤了，得去看看，你去不？

　　马友峰问，出啥事了？媳妇说，在江上跑的，被枪打了，高丽人干的。在本地人口中，“高丽人”要比“朝鲜人”说着顺口。

　　在江上跑的，这是当地人禾念熟的表达方式，那些有门路胆子大的年轻人，被称为“船辽子”，开着四个或者更多个马达的艇子，从鸭绿江的这一边开出去，横穿整个江面，与那边的朝鲜人做买卖。

　　在当地人看来，这平常不过，易货交易，各取所需，“不算犯法吧”。

　　受伤的“孩子”其实已经成人，跟在孙老二手下干活，跑船做买卖。孙老二是丹东人，家里养了很多船，很多伙计，长年做边贸生意。

　　“孩子”的一条腿被子弹透出一个窟窿。

　　“不去。”马友峰甚至都没有多问细节，这多大的事儿，江面上的人，三天两头有事儿，头破血流，满身是伤，有啥好稀罕的。

　　在丹东市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身边发生的那起枪击案，不是不关心，而是觉得没有必要。

　　不过，6月4日晚上，与“孩子”亲密接触的那颗子弹，以及另外几颗，引起的关注度，要比以往任何一次江面上的事故来得强烈。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同朝方进行严正交涉。

　　凌晨枪声

　　“孩子”的名字，马友峰怎么也不愿意说，江面上的事，多少有点不光彩。

　　所以，“孩子”拖着受伤的腿，很快隐没于鸭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里，这让外来探访的各路记者感到无奈。

　　事情发生在浪头，这是个小村镇，距离丹东市区20公里，沿着鸭绿江边的公路，开车一路往南，江水即将入海的那个湾子就是。

　　6月4日那天，浪头的夜从江面上升起来之后，“孩子”坐的小船离开岸边，向对岸驶去。

　　船上还有3个人，都是给孙老二干活的，据说其中一个是延吉朝鲜族人，在船上做翻译。

　　朝鲜那边产铜，缺米和日用品，孙老二觉得这是个商机，与对方做些易货生意。

　　类似的小额易货贸易，是官方允许的，在鸭绿江下游的浪头、一撮毛、黄金坪等二级口岸，比较常见。

　　当地不愿具名的资深外贸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地方易货小额贸易，通常用边贸船的方式。

　　边贸船的全称是“边境小额贸易运输船舶”。在丹东市官方的界定中，边贸船应以中方大台子港(东经124°1342",北纬39°5500"向上游1000延长米)和一撮毛临时过货监管点(东经124°1706"，北纬39°5620"为中心上下游各100米)与朝方腊岛海上贸易通行口岸(东经124°4300"，北纬39°1530")为中心、半径0.5海里的区域之间，开展边境之间小额贸易水上运输。浪头大约在此范围内。

　　有关方面一直在抓紧对边贸船的管理和监督，避免类似交易灰幕的扩展。2010年是丹东规范边贸船舶管理的关键之年，150余艘经过重新登记注册的边贸船舶将步入水运市场。早在3月伊始，丹东海事局就采取多种举措稳步推进边贸船舶监管工作，为4月中旬恢复的中朝水上边境贸易做准备。

　　6月4日夜里“孩子”们的江上贸易，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表述中，是“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

　　在6月9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援引一位知情人的话说，“孩子”们的船是在晚上开到朝鲜新义州附近的，翻译用朝鲜语与对方来人搭话，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才发现对方是朝鲜边防军。而朝鲜士兵没有确认来者身份就开枪了。

　　“驾船逃回来的人中有2人因伤势过重死亡，1人失踪。一天后，失踪的边民尸体在江中被发现。不过有未经证实的传闻说这人是拿朝鲜护照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朝鲜人。”

　　不过，在当地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孩子”的船遇上朝鲜边防军，与对方交流时，翻译之间起了冲突，对方遂开枪，第一枪打在翻译身上，一旁的3个中国人没反应过来，又是一声枪响，众人跳船，“孩子”跳船时，腿上挨了一枪，他不敢动弹，闷在水下，躲在朝鲜军的艇子下面，等对方走了，他开始往回游。事发江面“有一里半的路程”，“多亏他水性好，要不也回不来了”。

　　浪头边防派出所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很多村民说，被打死的3个人，都已经火化了。政府和对方交涉，赔偿的事情也谈妥了，“一人赔3000美金”，这样的说法已传遍整个村子，不过官方至今没有给出正式的确认。

　　孙家生意大

　　6月12日，丹东开始下雨，不大，但和着小风，吹在身上挺凉。

　　浪头镇位于丹东市振兴区南部，1959年设公社，1983年改镇，由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代管，面积33.14平方千米，人口2.79万。

　　浪头镇通往江边的那条水泥路边，有一个理发摊子，在乡村，这里就是一个公共议事空间，能收获各路信息。

　　对外地人的打探，剃头匠显得有些紧张，不肯多说话，只是含糊其辞地告诉说，顺着这条路往江边走，能看到座大房子，那是孙家老八的。

　　在孙老八那幢大房子下，几个替他粉刷房子的工人正在休息，他们也不太愿意谈自己的东家，但提到江面上的那点事儿，都觉得正常不过，哪年不是如此，单单今年出了名？

　　一个长脸的工人问：“在江面上换点货，上头是啥意见？”

　　孙家有兄弟8个，基本都养船跑贸易，这次出事的是孙老二家的船。去年底，孙家老大的一艘船也出了事，死了好几个。

　　“他们家最近这一年走了背运。”当地人如此议论。在中朝边界，越界捕捞者或者搞非法贸易的人员被朝方追赶时，有时因紧张导致翻船淹死，另外朝方人员上船查没时，也有中方人员与其发生争执而受伤的。

　　官方许可的鸭绿江内边贸船，应持有与朝方正常水上贸易协定和中方有关部门签发的边贸船相关证书、证件，在江海分界线鸭绿江水域内，开展边境之间小额贸易。

　　“有些船主为了赚得更多，就逃避在他们看来麻烦的登记手续，常会偷偷开船越界去交易。”一位资深边贸人士说。

　　在浪头，还有另外几个家族，做着相似的生意，但当地人普遍认为，孙家做的最大，在乡村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孙家的财富是一个传说。

　　与孙老八高墙大屋的别墅不同，孙老二家是一排平房，显得很低调，一溜边铺开，都是对开的大铁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至此，院门大开，但未见人影。

　　一些村民说，好几天没看到孙老二了。  ★

　　中朝边境上的“敏感”生意

　　边境贸易的好坏，更多取决于政治气候的变化

　　本刊记者/王维博  刘炎迅(发自丹东)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生活在中朝边境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多变的“政治气候”，穿梭于鸭绿江上的生意人更是如此。多变的时局之下，边贸商人们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而地方政府则对开放充满期待。

　　边贸流变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中朝边境贸易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6月13日，王俊站在丹东市口岸办四楼的窗口，楼下的院子不大，上午通关的时间已过，原本停满汽车的院子空无一人。

　　枪击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口岸的进出。

　　王俊是口岸办的一位处长，他翻开口岸统计数字表介绍说，丹东有5个一类口岸，2009年进出口总量530万吨，交通工具进出10万辆车次，即使在第一次核爆(2006年)过后，2008年，这一数字也与之持平。

　　王俊说，民间贸易中的摩擦冲突此前也发生过，都没有对整个中朝边贸产生多大影响。

　　与王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地边贸商人李良兵(化名)。李良兵从事边贸生意已经十五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这个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早在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

　　当时的边境贸易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以民间交易为主。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布匹、纸张和药材，中国向朝鲜出售丝织、棉织技术和工具。

　　至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发布《战时紧急经济法案》，实行贸易统制，在警察局内设经济科，“强化缉私”视边境贸易为“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丹东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因第一座鸭绿江大桥在朝鲜战争中被毁而停止。短暂的封闭之后，1958年，中朝签订《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边境贸易再次开通。

　　据丹东地方志载，1959年至1970年，中朝共签订九个年度《合同书》，六份《协议》《补充协议》等，进行九次贸易结算和一次补充结算，并有多次合同外的贸易往来。

　　双边的贸易往来由于文革再度搁浅，1970年7月，“双方结清最后余额，9月30日前由中方最后一次交货以后，边境贸易中断。”直到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恢复同朝鲜平安北道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1982年，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上世纪90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有时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

　　李良兵现在江边开着一家茶馆，很少去江对岸，茶馆里挂满了字画，他喜欢泡一壶普洱茶，等生意上门。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对面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部队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大部分走海关，有些产品有配额限制，如粮食，买不够就只好走民间。也有一些中方贸易商为躲关税而走私。”据李良兵介绍，在丹东，许多边贸商往往走公也走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最好的年代，“1990年代，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贸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国务院下发国发33号文件，鼓励与周边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等国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在易货前贸易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原先国家在粮食燃油方面是限制的，不仅限制企业的经营资格，还进行许可证管理。33号文对这些放得特别宽，包括许可证等都取消了。”该人士说，丹东对朝贸易得到了发展。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高新力是原丹东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高大学毕业后成了该公司的业务员。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韩鲜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

　　如高新力所言，1995年前后成为对朝边贸“暴利期”。一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不多，二来那时朝鲜人对中国国内市场还不了解，“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李良兵说。

　　前述贸易人士说，到1996年，国务院再次下发(1996)2号文件，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边境贸易政策。

　　“新文件再次重申许可证、经营资格等管理，与33号文件相比，政策又开始收紧了。”该人士说。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实行配额限制。“这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们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高的实际感受，也侧面映照了1996年之后的形势。

　　丹东市外经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长介绍，从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总体呈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1.24亿美元)

　　该处长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平壤举行的国际商品博览会，每次去之前，他都会在丹东买些酒、方便面和苹果带过去，活动结束后，吃不完的就送给对方接待人员或宾馆服务员。

　　生意就像“掷色子”

　　在丹东，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人大多带有一夜暴富的传奇色彩。如有人与朝鲜做海鲜贸易，几年就攒下几千万的身价；有人正在将计算机倒卖往朝鲜，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

　　不仅是丹东的边贸商，成功人士中也不乏朝鲜华侨的身影。一个流传甚广的朝鲜华侨做“边贸”的故事是：先穿一件军大衣到丹东，把军大衣里的棉花全拿掉，在丹东买上几百根油条，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军大衣里穿回朝鲜，再把油条拿出来偷偷卖掉。朝鲜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等。这位华侨的几百根油条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赚了至少是4倍以上的利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朝鲜华侨都会利用出入边境探亲的机会，携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回去。

　　这些人也为后来丹东过境生意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时间里，只要过境设个办事处，雇一个朝鲜华侨做翻译，一家边贸公司就可以开张了。尽管程序简单，但是李良兵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过去，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脉”。可靠的人脉在投资朝鲜时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他也帮助一些企业和朝鲜方面联络。

　　李良兵在边贸行业摸爬滚打15年，交了不少“学费”。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欠款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曾经有一次，李良兵把粮食发到朝鲜，对方收货以后就消失了，去单位打听，说是“人已调走”。

　　有了太多自己和他人的前车之鉴，李良兵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即使这样，做边贸生意风险仍然极高。

　　“出了事也不知去哪打官司，即使签合同也没保障，”生意靠的是人脉，有时为了讨债，还得花钱买通上层关系，李良兵说，“就像掷色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赢”。

　　而且，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一个惯例是，朝方人员来华后由中方全程招待，一切费用都是中方支付。而这些招待费用得想办法打进成本。

　　与李良兵公司规模相当的对朝贸易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郭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的制约，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远没到高潮期。

　　政治脸色

　　人脉之外，决定生意好坏的还有时局变化。

　　朝鲜商会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李良东头疼的地方，他最怕朝鲜闭关。2006年那次朝鲜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也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在丹东，报名朝鲜旅游时也会被告知，时间需要提前预订，合同上也需注明“因政治原因停团，旅行社不负责”。

　　“他们的政策时常调整。”高新力说。作为一个丹东的边贸元老级人物，高现在已经“上岸”，担任辽东学院经贸专业的教授。

　　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定，使中朝边贸蒙上了“敏感”的色彩。多位边贸商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要求匿名，“满大街都是朝鲜人，谈论这些敏感话题容易引发他们的反感，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无法和他们做生意了。”

　　在李良兵的印象中，1992年中韩建交，迅速影响到中朝边贸，很多业务在当年陷入停顿。

　　去年朝鲜实施货币改革以来，同样影响了李良兵的生意。朝币急剧贬值，“已经没有汇率”，导致贸易无法结算。

　　一位长期从事中朝边贸生意的丹东人总结出三点生意经：一看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看人口流动，对人员进出境管理的松紧程度则显示了其国内的开放与稳定程度；三看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事实上，即使在朝鲜货币改革之前，朝鲜的生意也受着其国内的影响。从2005年以来，朝鲜货币一再贬值，最初的25元朝币兑换1元人民币，至2009年年底，朝币在黑市的价格跌到700至800元兑1元人民币。朝鲜新币兑换旧币的比例为100∶1元。新币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7∶1左右，但是一个月内，这一比率一度在黑市上跌到300∶1。

　　现在朝鲜粮食缺口较大，丹东市外经贸局的上述处长说，朝核危机以来，国际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大幅减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朝鲜各大商社就开始四处想办法。

　　该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丹东企业得到中央的额度也就每年两三万吨，配额之外，朝鲜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甚至是向民间购买。

　　这位处长介绍说，在洽谈业务的时候，不少朝鲜商家都直接告诉他，下次来朝鲜，多邀请些建材和矿产设备企业来。

　　显然，面对国际上的封锁，朝鲜希望在对外贸易中靠更多的资源来换取外汇，而朝鲜首先需要运输设施及矿产设备进行开发。

　　“开放”猜想

　　与边贸商人不同，政府官员则对朝鲜的开放信号充满兴趣。

　　在丹东，朝鲜租借两座岛屿给中国企业开发的计划仍被坊间热议，而新的跨鸭绿江大桥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显然，地方政府官员对大桥的建设充满期待，丹东市长赵连生在早些时候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新建一座鸭绿江新大桥，将对中朝贸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赵连生介绍，目前，中国出口对朝的贸易中，70%的货物经过丹东口岸进入朝鲜。对朝贸易出口，占整个丹东市出口的1/3还多。

　　赵连生感慨说，以前的丹东从未这样受到世人的瞩目，“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新大桥的建设”。

　　地方政府不仅在基础建设投入和对外贸易方面满怀期待，也在积极争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同时将新建一个国际商贸城。“我想说的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把丹东建成第二个深圳。”

　　被坊间传言将被中国企业租用的朝鲜威化岛，目前是一个生产合作社所在地，有几座二层小楼，剩下的是成片的农田，用来耕种苞谷等农作物。另一座计划开放的黄金坪岛上，则完全见不到人烟。

　　据接近朝韩经济合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新义州经济特区开发计划流产之后，朝鲜即开始推进将威化岛和黄金坪岛开发为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朝方考虑将黄金坪岛发展成为农畜产品加工、水产品渔场、渔船修理等项目的中心。而威化岛则准备发展农畜产品流通中心、生活用品工厂、流通中心和旅游休闲设施等项目。

　　国际社会一种乐观的猜测是，朝鲜或将效法中国30年前改革开放。对此，赵连生说，合作开发岛屿属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属官方行为。

　　事实上，早在1991年底，朝鲜已宣布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制定相对独立的法律，开始搞特区建设。但时至今日，该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不足，电压不稳。类似的情况在随后成立的开城、新义州特区同样存在。

　　不过，丹东外经贸局的上述官员却稍显谨慎，“朝鲜的体制很特殊，不会轻而易举走开放的路。”   ★

　　枪击案和天安舰

　　本刊记者/章文

　　6月4日凌晨，中朝边界传来一阵枪声。3天后，这一消息首先被韩日媒体报道出来，再一天后，6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并披露了事件大概：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因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遭到朝鲜边防部队枪击，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

　　引人关注的是秦刚的措辞：事发后，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严正交涉。

　　“高度重视”“严正交涉”，这种字眼一般不太会出现在“亲如兄弟”的中朝关系中，令人有些意外。不过类似情况并非第一次，去年5月朝鲜“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声明)，就将这两个国家的分歧第一次公开呈现在世人面前。

　　即使如此，敏感的西方媒体还是借题发挥。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中国公开批评其邻国是极不寻常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中朝边境纠纷时有发生，但枪击中国公民的事件鲜少发生。中国政府将此事公之于众意义更非比寻常。《华尔街日报》则称，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将此事件公开化，证明了中朝两国在天安舰事件后关系变得紧张。

　　在秦刚表态的同一天，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千英宇飞抵北京，欲就天安舰事件再次寻求中方支持。此前5月底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韩期间，韩国总统李明博就力求说服温家宝支持韩国，但温家宝始终没有表露态度，他的答复是，“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

　　中韩联合专家研究委员会中方执行主席、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当时随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方没办法明确表态，如果那样做了，局势就会大变。”他私下向一帮韩国高官解释，如果中国站在韩国一边谴责朝鲜，那就会把朝鲜逼到墙角，极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而这并非韩国人所希望，“韩国并未寻求军事报复，而是把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

　　“天安舰”事件是在6月4日被韩国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巧合的是，同一天，朝鲜边防军射杀丹东市居民。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朝鲜方面很快就拿出了调查结果：“此系一起偶发事件”。朝方对事件造成中方人员死亡表示悲痛，对死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将严惩肇事者，并将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是双方在找台阶下，中朝都不希望因此弄僵了关系。”中央党校国际问题专家张琏瑰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指出，中朝边境上的枪击事件不止一两次了，“这绝对不是偶发事件，只是以前发生的没有报道而已。”

　　而对于此偶发事件为何发生在敏感时刻，张琏瑰直呼“看不懂”。和韩国打交道多年的张蕴岭也坦言，中国几乎没有了解朝鲜的专家，“它那个体制是封闭的，根本接触不到核心，对听到的话也难以判断是否可以相信”。

　　相比之下，朝鲜似乎很了解中国。5月初，正值天安舰事件调查期间，金正日携他所执导的朝版《红楼梦》艺术团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获中共九常委悉数会见，一时之间国际瞩目。

　　“我倾向认为，中国方面没有想那么多。”张蕴岭说，“一般情况下，金正日提出要求，中方也不好回绝，否则就可能伤了他的面子。”但有学者指出，这一出行达到了目的，给世人以“中国支持朝鲜”的印象。

　　联合国安理会已就天安舰事件展开讨论，下一步的动向牵动诸方神经。张蕴岭认为，大概不会有制裁决议，而会出台一个主席声明，再次谴责一下朝鲜。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千英宇也曾说，任何新的安理会制裁都“没有实际价值”，因为这些措施已经得到实施。

　　即便是主席声明，中国的态度也受人关注。在张琏瑰看来，在反对、弃权和赞成3个选项中，因中方未接受韩方邀请参与调查也未接触证据，无从反对，弃权则会多方不讨好，唯有投赞成票比较理性。

　　但他同时讲，这样做大概会得罪朝鲜，“但中国完全可以像前些日子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那样，举手赞成，但事先做好沟通，事后发布一个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共同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据媒体最新报道称，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站传来消息，“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中朝两国的电影工作者将首次合拍电影，歌颂伟大的中朝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