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加薪潮”当然难言满意。

　　加薪潮下的中国工人

　　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卑微的工人们依然钱途、前途两茫茫

　　珠三角一家外资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李丹迅速地对同一玩具进行组装，她一声不吭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然后把她收入的60%寄回家。

　　在她工作的珠三角，一股加薪潮正风起云涌。如果能加薪，她当然求之不得，但她没机会计较这些，她的希望是，每月能多加班多赚点。

　　变了味的“加薪潮”

　　“公司现在跟着最低标准调高工资，但调高一次，我们的基本任务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8小时要做9000个才行。最低工资从770元调到920元，只涨了19%，任务量却涨了50%，员工能高兴吗？”在广东东莞一家日资电子厂工作的白春荣说。（http://shop61776573.taobao.com）

　　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加薪潮”当然难言满意。

　　“我和企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工资，我干活，他给钱，除此之外无关联。”在佛山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小蔡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态。

　　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华介绍，现在的新员工对劳动的等价交换意识很明显。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跟养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现在他们会为自己定价，问“我值多少钱”。

　　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工人对工资不满意，但跟企业又谈不拢。“因为我们不了解企业运营状况，也不熟悉法律，个人去谈，毫无用处。说多了企业就开除你，只能抱团。”在深圳打工的王刚刚很无奈。（http://shop61776573.taobao.com）

　　“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让我们更好地参与薪资决定程序，而不是让我们去抱团争取权益。”白春荣说。

　　幸福依旧缺失

　　“始终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高强度的机械劳动，他们就是压榨劳动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他说，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把一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像机器人一样拿起风枪机械地将螺丝拧上去，每台限速50秒”。

　　专门为农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在服装厂、电子厂都打过工，他告诉记者：“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感觉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难过。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机器和管理的冷酷熬煞了机体的大部分活力，但对许多工人来说，更可怕的是黯淡的职业前景。

　　“只有极少数人能从生产线上成长为课长，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企业培训课程也都集中在操作技术上，所以流动性很大。基本上一个宿舍里的人隔上两个月就能换一半。”白春荣说。（http://shop61776573.taobao.com）

　　不过，职业地位、薪资的低廉仍是工人不满、缺乏幸福感的最重要原因。这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工人，尤其是外企工人曾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福建莆田一位公务员回忆说，1996年他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只有300元，而20年前落户当地的一国际著名运动品牌代工厂的工人工资当时也有300多，“当时进厂甚至还要找关系”。现在这个厂一线工人月平均工资在1500元左右，“甚至比街头非法营运摩的的都要少”。

　　前途总是迷茫

　　刚满20岁的女工唐宋敏来自云南昭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厂当品检员。

　　唐宋敏有很多爱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说，工人们的业余爱好是用钱换来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为加班少了，她的工资比上个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农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长久呆下去。

　　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过工的贵州籍农民工杨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2000元的工资，我就满足了。这样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下班，过周末”。但是，杨力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有时候，钱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圈子，农民工很难找到家的感觉。（http://shop61776573.taobao.com）

　　“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买。”在东芝电子工作的陈芳春说。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介绍，更现实的是，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学等诸多不平等，新一代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没有归属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他们心中的奔头很多时候是空的，是画饼充饥，这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