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自今年10月1日起，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各厂区将再度上调标准薪资，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此前的6月1日，富士康刚刚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将一线作业员的标准薪资无条件提高到每月1200元。

　　富士康连续两次、幅度惊人的加薪举措无疑预示着珠三角加薪潮的来势汹涌。回过头来看，5月1日，广东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首次突破千元大关早已释放出了一定的加薪“讯号”。至于6月8日，深圳市将本地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月1100元并统一了特区内外的相应标准，更是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又一明证。

　　加薪压力积聚

　　珠三角加薪潮涌源自于该地区加薪压力的井喷。珠三角加薪压力的积聚，迄今已有两年有余。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一贯依赖低劳动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最初如临大敌。然而，该年9月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使得珠三角企业主普遍获得了延续低劳动力成本的机会，那些深受外需萎缩影响的珠三角企业主设法在满足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努力挖掘工人的“剩余价值”。

　　举例而言，尽管企业主难以突破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底线，却可以通过延长工时的方式来变相克扣工人的一部分工资。因此，与金融危机前相比，相当一部分珠三角企业工人需要付出更长的工时才能维系以往的工资标准。凭借这种方式，很多珠三角企业在不经意间缓解了高企的工资上涨压力，但受此影响，珠三角工人工资增速进一步滞后于企业盈利的增长，劳资纠纷案件有增无减。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深圳劳资纠纷案件就超过52100宗，约占全国总数的7.4%。在这些案件中，珠三角企业主通常采取的拖欠工人工资、勒令工人超时加班以及拒付工人加班工资等方式正是劳资双方产生强烈纠纷的焦点；同期，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相比，还不到后者的27.7%。

　　一言以蔽之，通过进一步挖掘工人的“剩余价值”，珠三角企业找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却也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加薪压力。

　　井喷仍未见顶

　　当加薪压力积聚到足够发生质变的程度，井喷就成为必然。

　　随着金融危机的硝烟逐渐散去，尤其是2009年夏末以来，珠三角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问题正是加薪压力报复性反弹的结果。

　　而富士康“坠楼事件”导致的接连两次加薪公告，也在不经意间成为引发整个珠三角加薪压力井喷的始作俑者。初步核算，一旦富士康宣布的2000元“底薪”措施成为现实，那么，同等劳动强度的珠三角一线作业员月收入理论上应该超过3500元，这一工资标准距离2009年深圳全市职工约3890元的月平均工资仅有一步之遥。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5月17日-6月4日，发生在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罢工事件进一步引爆了珠三角加薪压力的井喷。南海本田工人通过持续18天的罢工努力，与资方达成了加薪35%的协议。

　　紧跟南海本田的罢工脚步，6月6日，台湾美律实业位于深圳的电子零部件工厂也经历了近两个小时的停工。结果，工人与资方达成了上调基本工资16.7%的协议，诠释了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带来的不容小觑的示范效应，也预示着珠三角加薪压力的井喷仍未见顶。

　　企业有苦难言

　　受加薪压力井喷影响，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企业注定要承受激烈的阵痛。

　　我们知道，作为外向型水平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类型，珠江三角洲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以及侨胞遍及全球的优越条件，向来都是港澳台进行产业转移的最优选择。

　　这些因素也导致珠三角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该地区长期供大于求的用工状况使得珠三角企业拥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一度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正如前文所述，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硝烟逐渐散去，珠三角企业的加薪压力开始报复性反弹。建立在低成本模式上的珠三角企业，受用工成本上升影响利润进一步窄缩，有苦难言。

　　举例而言，大幅加薪后的富士康，原来得净利润不超过1.6%。如按10月1日开始实行的加薪结果计算，富士康用工成本将至少上涨30%。未来几年，如果用工成本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那么，富士康的净利润很有可能出现负值。

　　当然，富士康并非完全没有后路。这家企业作为替苹果、诺基亚等品牌代工的龙头企业，凭借一定的议价能力或可缓解一部分用工成本骤升带来的运营压力，也可通过向内陆城市迁移的方式来降低用工成本。

　　但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企业用来缓解加薪压力的手段，终究只是特例。绝大多数的珠三角企业既没有议价能力，也不具备外迁的实力，廉价的劳动力已成为企业惟一可控的成本。现如今，有富士康以及南海本田大幅加薪的“珠玉”在前，其余的企业如果还一味死守以往的标准薪资，遭遇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只不过，这些“家底”单薄的企业在提薪之后，究竟该如何走出摆脱竞争力相应窄缩的泥沼，值得深思。

　　“中国创造”契机

　　从宽广的角度而言，这些“家底”单薄、以往靠挖掘工人“剩余价值”的珠三角企业在丧失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后，唯有努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路径，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去年12月下旬，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时，就曾对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只有具有比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胡主席向企业负责人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殷切希望。

　　理论上来说，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创造”的飞跃契机。

　　那些习惯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珠三角企业，注定要在产品研发、升级等环节产生相当大的惰性，仅仅寄望于“赤膊上阵”、运用价格战来摧垮对手的意志。这种发展模式一旦遭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骤升等因素就会变得脆弱不堪，这也是“中国制造”的一大软肋。

　　现如今，珠三角加薪潮涌，势必要倒逼一部分企业主放弃以往的低劳动力成本运营模式，不得不走“中国创造”的新路。

　　走“中国创造”的新路，意味着：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更应重视品牌的忠诚度，重构品牌战略；企业应尽力避免陷入的“蛇吞象”的并购泥沼，重新审视并购战略；企业应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力度，要知道，一味“山寨”别人的产品并非企业长存之道，企业随时有可能遭遇来自被模仿对手的法律袭击。

　　当然，走“中国创造”的新路，也意味着：政府应努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缓解加薪企业的竞争压力，就这一点而言，民资“新三十六条”的出台正当其时；政府还应主动制订和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政策法规，为知识产权各主体提供合理的行为规则。

　　加薪潮引发外企“逃离”？

　　此轮加薪潮之后，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很多国家。因此一些舆论担心，加薪浪潮如果进一步蔓延，一些外资企业将会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

　　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约合人民币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业总会近期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它们迁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成本上升，而搬迁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国家。

　　有媒体认为，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这些要离开的企业本来就属微利行业，他们当初来中国完全是看中中国的超廉价的劳动力，现在这个行业没法干了，离开也是市场调节，“它们爱走就走”。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越南等对比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竞争优势迥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在近期表示，廉价的劳动力已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说。厦门大学中国经济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强也认为，工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

　　毋庸置疑，一线职工普遍工资过低是制约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坦白言，加薪潮不是来得太早而是来得已太晚。

　　事实上，加薪潮来临，不可能引发外企恐慌性“逃离”。相反，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它将利于国内不同地区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档次，促进经济结构尤其是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拉动“中国制造”再上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