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全球制造业一样，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金融危机阴影还未完全散去之际，又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近日，财政部等部门又出台了取消406种商品出口退税的政策，无疑对部分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不详的预感。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制造业来讲，应该如何应对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罗军做了分析。

　　记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压力会对中国制造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罗军：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的一个方面，可能也是主要因素。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较长时期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教育部拓展空间，导致部分制造业迫于成本压力而倒闭。

　　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标志着中国制造业在工业化工程中还将遇到更多更大的阻力，而这些阻碍因素并不是别人强加的，主要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基本上每年都会增加300—500，而周边的越南、印尼等工业化起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会比我们便宜一半左右。

　　人民币升值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标志着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增强。但是，不排除其他政治因素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人民币升值，将对长期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部分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成本增加将导致产品竞争力降低。但是，无论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人民币升值，无疑都将进一步压缩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空间，但是倒闭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制造业必须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制造转型，依靠科技竞争力提升产品竞争力是不二选择。

　　记者：您认为我国想要继续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需要对制造业的发展做怎样的调整？

　　罗军：“世界工厂”助推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到今天为止，也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设置了许多条件，带来了不少的发展压力。主要表现在，粗造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压力和节能减排压力。中国制造业如何尽快跨越工业化中后期这个阶段，如何构建绿色工业体系，如何推动高端制造业崛起，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科技是制造业的立根之本。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极度彷徨中，低碳技术和新科技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低碳技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及时引导新技术的转化，坚决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发挥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引导作用。

　　记者：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实力也在逐步加强，您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

　　罗军：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时间比我们还晚，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相互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竞争态势。但是，在政策环境、区位优势、企业生态方面和我们比较，差距还很大。我们应该加快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步伐，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生效以后，进一步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工业一体化进程，做到资源互补，优势共享。目前，东南亚制造业比我们的成本优势更加明显，

　　记者：请您解读近期出口退税、淘汰落后产能等系列政策，政策背后传递的战略转型的重大信号有哪些？

　　罗军：从近期政策看，国家取消406种商品出口退税，政策背后传递的主要是三个信号：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工业的绿色增长，限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节能减排。此次退税的商品名单上，初级产品占比较高，表明国家想要淘汰低附加值产品和落后产能的决心。二是外贸结构调整的需要，多年来，我国出口份额高，比例大，顺差也大，给别国商品带来不小的竞争压力，在国际上也处于不利地位。而我国商品的附加值却非常低，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这样的贸易顺差到一定时候对经济的副作用将逐渐显现。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工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步伐将加快。减少出口，以逐步平衡外需和内需，成为结构调整的改变外贸结构的有效手段。三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

　　记者：调整结构在金融危机前就谈，这次有什么不同？政策出台背景如何？

　　罗军：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危机前，我们就已经意识到我们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调整，长期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短暂的，给环境、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需要及时加以调整。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次调整可以看成是上次调整的延续。

　　由于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反而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这次政策出台主要是着眼于如何进一步推动结构调整，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质量，真正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摆脱经济对资源的严重依附和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是改善我国外贸格局的新开端。

　　记者：这次调整对相关行业、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罗军：这次调整将进一步迫使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关停并转，对缺乏足够竞争实力的企业来讲，无疑将降低出口优势。同时，对新能源新科技等新兴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记者：近期家宝总理又在说，两难形势复杂，保增长和转结构的目标其实是很难并举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或如何预估下半年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变化？

　　罗军：的确，温总理说的很对。由于我国经济起步较晚，工业化革命没有完成，注定了我国将走过一段艰难的结构调整之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别人不会转让给你，自主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基本国情，是逾越不了的“鸿沟”。保增长和调结构如果要同时进行，则是矛盾的，不可能完全兼顾。比如，当前房地产市场被严重泡沫化，如果要“硬着陆”，则会对钢铁、水泥等相关产业造成重大打击，对劳动力就业、财政税收等都将构成巨大的压力。但是，泡沫总是要破灭的，如果泡沫越大，其后果则愈严重。要使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早点动手，规范市场次序。而且，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靠的是“土地财政”，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走走看看，都会发现各个地方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钱从哪里来的？难道当地经济真的发展这么快，这么好？没有，没有支柱产业，没有一批有竞争实力的企业群体，这个地方的经济将是十分脆弱的。再看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地方，虽然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当地到处是臭水沟，是工业垃圾，地表水严重污染，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短命的。

　　由于当前房地产业具有巨大的利益空间，部分制造业企业开始转向房地产，而放弃事业发展的动向。

　　今后，我国经济调整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而不是放缓。对于经济增长的步伐可能会适当降低，而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会加大对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培育力度。经济的宏观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趋势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没有发生变化，需求仍然强劲。某些行业如房地产业将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将基本得到根治。预计通过三至五年时间的调整以后，中国的产业发展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绿色的，低碳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基本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