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出笼,一些经济数据呈现下滑趋向,作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当前货币信贷增速的回落,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几个月前人们对于经济过热的担忧,然而同时也暴露出经济增速可能下滑的新苗头。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谓风云变幻,十分微妙。从近几个月工业增加值、信贷、投资等环比数据可以看出,一季度大家曾担心的经济过热已不复存在,未来经济增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不过,经济增长总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只要国家能根据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料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之初的大幅回落。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回归常态,但全年仍能维持一定的增长幅度。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9%,引发经济过热担忧。主要原因是首季度的高增长率既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原因。随着去年二、三、四季度基数的不断走高,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和累积,全年经济增长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工业是反映经济增速的代表性指标。年初以来,中国工业增速从20.7%开始逐步回落,5月份回落至16.5%。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1%,继5月份回落1.8%后再度回落1.8个百分点。在公众担心的物价方面,5月份中国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达到3.1%。
从4月、5月的数据看,虽然工业增加值增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投资和消费也处在历史同期的较好水平上;出口增速反弹甚至好于市场预期;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延续着回升向好的势头。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担忧,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取消、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大。
就在上周,相关机构公布的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6月份PMI较5月份的53.9回落1.8个点,跌至52.1,加剧了人们对制造业正在放缓的担忧。而在过去两个月里,一些行业的企业出现了信贷需求萎缩的新动向。
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在提出保增长的同时,将调结构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年初以来,接连推出了地方融资平台清理、房地产调控、部分商品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取消等措施,显示了中国政府调结构的决心。但是,政策的叠加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尤其是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滑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但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因素和从高层的一系列讲话来看,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对“稳增长”的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仍是松的基调。
近日,在中央高层密集调研过程中,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复杂性局面被各高层领导频繁提及。温总理曾多次强调,要防止政策叠加的负面效应。李克强也指出,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要冷静分析,科学研判,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总理的总结,道出了决策层在宏观调控上的顾虑和艰难,要在多个“两难”情况下进行决策,必须跳出多重利益的纠缠,将眼光放得长远,政策思维也应更开阔并具智慧。
虽然如此,但是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的运行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的结构还很不平衡,因此宏观政策不能变,基本方向也不能变。那么,现阶段重要的是怎样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前瞻性,怎样随着形势的变化推进宏观政策在制定方向上的渐进调整和转型。应该用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逐步替代政府刺激计划。
首先,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怎样推进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带动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带动消费。现在民营经济占GDP55%,解决新增就业80%,对中国未来动力结构的变化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城市化进程。通过提高劳动力收入,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新的市场需求。中国的产能扩张必须有终端市场需求,现在缺的恰恰是培育新市场。
第三,把短期的宏观政策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结点上。中国经济发展最黄金的时候,消费率却降到了最低点,应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将短期政策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为中国内需的驱动,为新发展模式的形成创造条件,其中包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制造业附加值等。
第四,应增强可持续性发展观念,把低碳技术引入到产业发展模式当中,在制度设计上强化节能减排的压力。
总之,当前政府宏观调控要高度警惕并防范金融企业滞后的运营困难及其金融风险、防范先泡沫后滞胀的经济运行风险和房价超长期持续上涨而导致的房市“崩盘”风险。潜伏的风险决定了宏观调控既要在“稳增长”上着力,也要在“防风险”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