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最新出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提供，选自“美国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行业的分析”一文,作者 何茵/沈明高/徐 忠) 

　　在新兴市场经济中，中国首当其冲，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侵袭。鉴于过去贸易保护主义的惨痛经历，各国仍在致力于遏制保护主义趋势的蔓延，但局部贸易冲突或难以避免。在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保护措施的运用日益困难，危机来临之时，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易被滥用，以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型手段。

　　从美国的贸易政策指标看，由于WTO对关税的规定非常明确，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关税率与其国内宏观经济之间几乎不再有相关关系。另外，由于WTO以及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对传统非关税壁垒（如配额）的使用领域和情况也规定得较为清晰，新型的贸易救济措施（即“两反两保”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在美国的运用，在进入新世纪以後与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美国对华提出贸易救济案件的数量与其国内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密切相关。

　　综合考察国内产业附加值、产业的进口数额、产业的进口-自产比及就业人数四个指标，钢铁行业将首当其冲。它不仅在出口增长和出口—自产比增长两项指标中位列第一，更出现在美国国内附加值下降前五行业的行列中。外部冲击加剧，配合内部萎缩严重，再辅以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游说传统，钢铁行业将有可能最先受到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青睐。石油和煤制品行业，以及化学制品行业，因为其进口在一年中增长较快，而国内生产或停滞不前或小幅下滑，也是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领域。

　　最後，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家具在内的木制品业和纺织品行业，由于受外包和直接投资等国际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新兴国家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对美国国内产生强劲冲击，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的产值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江河日下。日益不满的劳动者和工会组织对政策制定者的压力不可忽视。

　　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最容易选择钢铁业、石油和煤制品业、化学制品业、家具外的木制品业、家具以及纺织品业作为贸易保护的对象。若真是如此，中国在钢铁和家具外的木制品业被选为打击对象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总的来说，现阶段中国的这些产业，虽然已经面临不少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甚至在危机结束前可能继续面临更多，行业内部分企业，尤其是钢铁行业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总体来看，影响将非常有限。

　　那麽，面临美国不断发动的局部贸易摩擦，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从贸易理论的角度，绝大多数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对两国的福利都是有损伤的。因此，如果两国能更多采用协商和对话的方式增进了解和缓解矛盾，应该是最友善和最优化的解决方式。如果我们也利用贸易救济案的调查，或者减少进口美国的产品，应该选取哪些产业才更能有效打击美国出口，有效遏制美国继续其贸易保护主义呢？

　　答案是，美国出口产品对华依赖程度大或者在近年来依赖程度大幅提高的行业。皮革制品、石油及其制品，以及烟草入选前三。美国对华出口的皮革制品占全行业出口总量的14%，且在近三年上升势头良好。若保持如此上升程度，中国如果减少进口皮革制品，必将对其产生较大影响。另外，美国对华出口的石油及其制品以及烟草虽然分别只占全行业出口的6% 和5%，但在过去三年中，这个比重的增幅分别为年均50%和年均6倍多。对华如此大幅度的出口增加预示着美国该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将越来越强，因此在贸易摩擦上可能受影响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高。

　　如果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仍然一意孤行，中国可以通过限制进口美国的皮革、石油及其制品和烟草来有效反制。但是，我们认为，各国的积极互助、开放和合作，采取积极的态度促进彼此之间的贸易，才是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效遏制的更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都会迅速下降，丧失国际市场并且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孤立。例如，中国政府在2009年派出商务采购团到欧洲表示促进中欧贸易，而欧洲也相应表示可能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中国到南美的商务采购和投资团深得当地政府和商界的肯定和支持；中国和ASEAN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促进亚洲地区贸易深化的重大步骤。

　　诚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最有效的办法是遏制其本身，这对全球来讲如此，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我们认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同时促进各经济体发展和良性循环的最佳途径是美国开放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放松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限制。

　　在贸易摩擦中，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快国内结构调整变被动为主动。事实上，全球经济能否从这次危机中复苏，取决于新的需求能否形成。相对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具有相对健康的财政能力，更具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消费潜力。中国如果能够掌握经济复苏的机遇，在外需趋于稳定的同时，逐步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切实从依靠外需向依靠内需转型，既可以维持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也可以在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对中国来讲，最大的谈判能力就是中国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以其他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