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
　　嘉和鞋业集团董事长陈小鸣在忙着筹划到江西赣州投资建厂。作为代工企业，自2008年以来他的工厂几乎每个月都出现亏损。相比沿海，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便宜不了太多。

　　“今年基本没有利润。”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名誉会长洪启辉在广东东莞有一家服装工艺制品代工企业。今年4月，他也选择到湖南郴州投资建厂，转移部分产能。

　　“虽然广东一直在讲‘腾笼换鸟’，但前几年企业大都选择观望。”洪启辉说，没想到今年年初东莞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忍受重复单调的工作和生活，而当年的老员工已回内地结婚生子，不愿再背井离乡。于是，只能把工厂搬到他们的“家门口”。内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口欧美的生意越来越难做，而内地工资普遍上涨，他认定将来的主战场一定是内销市场。

　　不过，搬到湖南，成本也无法降太多。由于利润太低，身边的很多朋友干脆关了工厂，拿钱炒房炒股。“现在的想法是先活下来。”洪启辉说，希望经过洗牌，代工工厂数量在一两年后大幅减少，能有更多的定价权。

　　沿海代工企业迁到内地，成本到底能降低多少？深圳市皮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维东表示，至少有10%到15%，对代工企业吸引力相当大。他指出，此次“加薪潮”和皮革行业企业迁移没有关系。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皮革行业的硬成本很高，很早就开始内迁并持续至今。

　　根据崔树荃测算，进入西永微电园的沿海地区企业仅平均劳动力成本就能下降30%左右。不过，这只是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对富士康、广达等代工企业而言，工资水平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差别并不显著。

　　“我们的工资不比深圳龙华那边低。”在西永微电园富士康厂房外，富士康员工小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这里，普工包吃住的底薪约为950元/月，如果不包吃住则为1450元/月，算上加班费总工资不到2000元/月，与深圳普工相差不大。

　　对企业来说，相比劳动力，内地在土地、水电价等方面更有优势。以璧山工业园为例，大工业电价平均成本为0.6元/度；经营用水为4.6元/吨；工业用地价格12万元/亩，约为珠三角地区平均价格的一半。不过，如果算上物流成本，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产品种类不同，我们的综合成本下降幅度约在5%到10%，其中大多在5%的水平。”孙明正说，土地等成本虽然下降，但原材料多从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等地区进口，货运港口以上海为中心。在璧山设厂后，从上海到重庆的河运成本会增加不少。

　　如果单纯只考虑成本，孙明正可以把企业设立到更偏僻的西部去，但成本不是唯一因素。“我们的产品变动非常快，必须要配合客户。”孙明正说，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一两个月内没有送到终端去销售，价格就可能下跌。考虑到企业的运输成本以及服务客户的便利性，必须围绕客户进行布局。

　　但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做配套服务只是传鲸科技在璧山设厂的部分原因。四川绵阳的长虹电器、正在崛起的重庆LED产业、汽车产业等都将成为传鲸科技的业务增长点。“我们是扩大产能而非迁移。”孙明正强调，母公司维鲸科技7年前在苏州设厂，4年前又到宁波设厂，今年在璧山设厂，原厂仍在长三角正常运营。

　　根据杨罡的统计，前来璧山工业园落户的沿海地区企业多种多样，有的是扩大生产，有的是转移部分产能，有的是整体迁移。总体来说，扩张型的企业占比更多一些。

　　这种现象在西永微电园同样存在。崔树荃说，除了“母鸡带小鸡”模式，园区也有自己迁过来的“小鸡”，这类企业占了约30%。它们有的是想来重庆拓展市场，有的是在重庆获得了新订单需要就地办厂。

　　“企业最主要的还是看中市场，再加上它有成本核算体系，一旦觉得合算不请都会过来。”重庆工业服务中心园区服务部部长张廷婷接待了多批前来重庆考察的企业，她认为，成本只是企业考虑内迁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还有为客户服务的物流半径、上下游产业聚集程度。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珺认为，地价的推动是这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虽然广东早已提出产业升级换代，但和内地的地价差距并不特别大，企业主动迁移的动力不强。在这轮金融危机后，过剩流动性带来的一线城市地价飙升，对有大量土地需求的制造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企业最主要的还是看中市场，再加上它有成本核算体系，一旦觉得合算不请都会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