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订单依然高涨的当下，机器并未开始“吃人”。  
　
　　当工厂套上固定资产的枷锁，能否倒逼出真正的技术与价值链上的转型升级，尚有待观察。  
　
　　毛纺镇的“机器革命” 
　
　　2005年，大朗镇毛织服装生产企业使用的数控织机仅有2000台，到2008年增长到4000台，2009年猛增到6000台。 
　
　　27岁的销售员王永周终于等来了他从业以来“最好的日子”。 
　
　　这位浙江小伙卖的是电脑横织机——一种通过电脑编程语言对整个织衣系统实行智能控制的机器。一年之前，他一个月才能卖出两三台，现在一天就能卖这么多。“最重要的是没货”，就像任何一个有“奇货”可居的卖主一样，王永周毫不掩饰他的兴奋和傲慢，“超过5台，分两次给;超过10台，分四次给，而且，”他顿了顿，“要到9月以后。” 
　
　　他所在的公司虎王数控总部位于浙江，两年前还在生产自动麻将机，现在则已全力转向横织机这门新生意。去年上半年，他们在东莞开设了分销点，将机器从浙江运过来卖。短短一年多，井喷的销售让老总决定，下个月起，在东莞投资5000万元建厂。 
　
　　王永周的门店位于中国毛纺织重镇——东莞大朗镇的银朗路。两年前，这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还没什么人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家电脑横织机的招牌，织成了一匹横绸。 
　
　　这个面积不过118平方公里的弹丸小镇，已经聚集了45家数控织机公司，其中三分之一是2009年后才开业的。 
　
　　去年11月，第八届大朗服交会上，50多家纺织机械企业向组委会申请展位150余个，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形，组委会只得临时将部分展示区改为机械区，将原来的展位几乎增加了一倍，但仍然难以满足需求。 
　
　　据统计，2009年在大朗镇生产和销售的数控织机约2.89万台，主要销往珠三角。其中，仅大朗镇和相邻的长平镇就消耗了4000多台。 
　
　　大朗镇招商办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5年，大朗镇毛织服装生产企业使用的数控织机仅有2000台，到2008年就增长到了4000台，2009年更是达到了6000台之多。 
　
　　买机器潮 
　
　　“前些年销量稳定在150台/年，今年的订单截至目前就已飙升到450台。” 
　
　　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毛纺织行业。 
　
　　做玩具设备的东莞市博金机械设备厂，今年卖得最好的是充棉机——一种往布娃娃中塞填充棉的机器，每台可以代替20个人。销售总监王君平说，去年卖出70多台，今年最保守也能卖200多台。 
　
　　同样热销的还有插件机，这种机器主要为电子零部件提供插装设备，应用于家电、节能灯、LED照明和显示屏等生产上。目前国产厂商仅有两家：东莞的新泽谷和正可电子。 
　
　　“前些年销量稳定在150台/年，今年的订单截至目前已飙升到450台。”新泽谷销售总监陈卓忠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去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张的正可电子，销售同样火爆。7月19日，记者在其位于大岭山镇第三工业区的厂区看到，迎门挂着祝贺销量突破一百的大红条幅;一楼生产车间里，吃饭时间工人依然在加班。总经理甘宁告诉记者，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他现在“有单不敢接，怕交不上货”。 
　
　　东联也感受到了这种热度。它是东莞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融资租赁公司，2006年开始对外开展机器租赁业务(企业选好设备，东联出资购买，租给企业使用)。一开始，出租的都是大型的建筑机械和医疗设备，效益并不好。直到2009年下半年，在华尔街当过四年基金经理的总经理倪凌调整方向，租赁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性设备(比如插件机和贴片机)，业务量顿时大增，去年底至今，已经投下1.5个亿。 
　
　　东莞一位企业主，通知晚上加班，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一怒之下，这位老板买了三台插件机。 
　
　　是什么，让中国突然迎来这波机器换代潮? 
　
　　几乎无一例外，每一个卖机器、买机器的人都会告诉记者：因为人工太贵了。 
　
　　以热销的电脑横织机为例，这种自2004年左右才开始国产化的机器最大的特点便是节省人工——此前，大朗的许多毛纺织作坊，采用的是手摇机和自动皮带机，前者每台需要配备一个工人，后者每两台需要一个人。而现在的电脑横织机，一个工人可以同时看6-8台。 
　
　　王永周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纺织行业工人的工资一般在1500—1800元(熟练工更高)，加上伙食住宿，每个工人每月至少要花费2000多元，每添加一台电脑横织机，人工成本就可以缩减到原来的1/6—1/8。一台机子8万-15万，一两年就可以回本。 
　
　　而直接代替人工插件的插件机，性价比则更高。正可电子总经理甘宁做了个估算，在月产能相同的前提下，一套机器流水线需3名工人，而一条传统的手插生产线则需14个熟手，按每人每月工资1500元计算，用机器一年可省下用工成本近20万。 
　
　　广州特美声音响厂总经理蔡利辉是被这个“算术结果”吸引的客户之一。年后，他向正可买了5台插件机。原来的全手插，80%变为机插。他向记者证实，节省的成本与甘宁的估算相当。 
　
　　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承接全球第三次制造业大转移。中国的农民工们用一双双灵活的手将十几个细小到肉眼几乎看不清楚的零件快速安装到一寸见方的线路板上，他们加班加点毫无怨言，每个月工资不过数百元。 
　
　　相比之下，那时候的机器可用“昂贵”来形容。 
　
　　以纺织行业为例，一台德国原装进口的STOLL数控织机价格一般在25万-40万元之间，日本原装进口的岛精数控织机则要35万-45万元。按照8-10年的使用年限，每年还需2-3万元的维修成本。如果按照每月350元的产值来算，大概需要5-7年收回成本。 
　
　　对成本的精确计算，让企业主们选择了“人”。几年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博客)，在浙江宁波的一家日资企业山水音响厂看到用塑料布盖住的崭新的插件机。“这是一台很先进的设备，要几百万。但日本人最后选择了雇中国年轻的女工来手工插件。”袁说。 
　
　　但是自2004年之后，这一现象开始逆转。 
　
　　由那年开始，民工荒从珠三角、长三角一路蔓延，甚至作为大量劳力输出源头的中部大省，也出现了民工荒。 
　
　　供需关系变化，让中国工人的价格则日渐上涨，与十年前相比已经翻了将近三番。 
　
　　与此同时，随着国产技术的进步，机器的价格却开始跌落。现在，一台国产电脑横织机，价格一般在8万-15万元之间，不到进口机的1/4，且维修成本大大低于进口设备。如果按照每天200元-250元的平均日产值来算，一般1-2年可以收回成本。 
　
　　更重要的是，即使企业老板有办法能让车间里塞满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面孔，他们依然会发现，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与上一代有了太大的不同。 
　
　　他们不再对加班任劳任怨，喜欢去网吧甚过赚工钱。他们甚至不愿意住企业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理由仅仅是管理太死板。而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们也更加宠爱，只要他们打个电话说声辛苦，就让其回家。 
　
　　今年上半年，富士康13连跳和本田罢工事件，让外界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变化。中国企业主们被迫用加薪来安抚他们的情绪。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富士康的薪酬提高了60%多，而广东、浙江甚至北京、天津等地都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打工仔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打工仔了”，这些80后90后的工人，让已经做了十多年二手设备生意的代永，头一回看到机器卖得这么火。他给记者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一个故事：东莞一位企业主，中午12:30召集组长开会通知晚上加班;15:30将通知贴到员工宿舍，但到了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一怒之下，这位老板找他买了三台插件机。 
　
　　一切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的机器，只相当于西方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代永毫不客气地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但这样的红利已难以持续。早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就提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将宣告结束。 
　
　　其实这样的历程，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曾经历过，并由此进入一个技术飞速进步的工业化时代。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全世界之最。 
　
　　中国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制成品生产国，但工业化水平却难以望其项背。“我们现在的机器，只相当于西方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代永毫不客气地说。 
　
　　野村证券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3-5月，中国工厂使用数控系统的机械设备比例——该比例是衡量自动化水平的通用指标——升至27%，比前两年都要高。 
　
　　但这一水平仅仅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相当——目前，日本工厂数控比例已升至82%的全球领先水平。 
　
　　与西方相比，有着庞大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机器化进程缓慢得多。 
　
　　在代永的印象中，珠三角劳动密集型行业上一次出现使用机器热是在2000年左右。彼时，他和他的伙伴们——主要是进口机器的维修人员——一起，从进口的电子垃圾中淘出已经报废的机器，修修补补作为二手机卖出去，价格比进口的便宜一大半。 
　　二手“电子垃圾”的生意一直持续了十年。当这个行业里终于出现了国产设备生产商，代永在今年春节后便转投过去。他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机械化和自动化，将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