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我国进行了历时7年的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到2010年，中国的棉花将全部实现从感官检验到仪器化包包检验，从而将完成美国曾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的跨越。

　　一纸条码，让棉包从此有了身份证，它记录了棉包生产、质量、收购、销售、库存等准确信息；一台HVI（大容量快速检验仪）检测仪器，结束了中国检验棉花质量靠目测手扯的时代；227公斤的棉包，使中国棉花物流进入了国际现代化行列。从此，公证检验告别“目测手扯”时代。

　　近7年的时间里，我国棉花质检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实效，但是，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些倾向性的问题，比如企业到底发生了那些变化？

　　从理论上证明，规模化的棉花加工企业，将实现棉花质量、产量和规模效益的全面提升。但是，事实又是如何呢？

　　仅以江苏省大丰市和射阳交界的方强农场、三龙镇和盐东镇为例，方强农场和三龙镇各有一家400轧花厂，盐东镇有2家400轧花厂。紧邻这三家的还有省属新洋试验站也有一家400轧花厂，而省属新洋试验站可种植面积不足一万亩，并且是不种植棉花，同时在三龙镇和盐东镇的200型的轧厂不下10家企业，土打包机几乎是村村有。由于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的变化，而在这两镇两场的植棉面积却是每年以10%的速度减少。而从全国来讲，我们并没有从政策上淘汰200型打包机生产企业，应该打击和取缔的土打包机也依然有生存空间。行业呈现无序竞争局面是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了。通过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400型轧花厂的生存空间远远不如改革前。

　　改革前后的棉花加工企业效益的比较。从理论上讲，每条大包棉生产线加工量超过2500吨后将形成规模效益。自1998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来，年加工量达到或者高于2500吨的加工企业在江苏是一家也没有。另外，认为接受公证检验的企业就已经实现“订单化生产”，即根据用棉企业订单中的质量要求收购加工，并根据公证检验的结果组批销售，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在2007年国家收储期间，400型轧花厂为交储而接受了公证检验并且按照公证检验结果组批或销售，并向买方提供公检结果，从而减少了中间检验环节，达到压缩了成本的目的，而在生产环节的抽样和送检所发生的费用远远高于所压缩的那点“成本”。

　　2009棉花年度接受公正检验的棉花只占全年产量的15%。那么，我们检验部门所提供的数据之外的棉花又是怎样被纺织企业用了的呢？受收购总量和收购成本的制约，目前已通过质检改造的400型轧花厂绝大部分企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规模效益，反而为企业的规模所累，真是举步唯艰。

　　从有利于政府部门宏观决策，方便企业制定生产计划对改革前后进行比较。理论上讲经过棉花质检改革的棉包，其质量和数量是公开透明的，无论是政府部门、棉花生产和加工企业以及纺织行业，均可以及时获得相应数据。掌握中国棉花资源的总量和质量情况，是国家制定棉花生产、需求和进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问题是我国每年有七百多万吨的产量，我们接受公检的棉花数量最多的一年是2007年，也仅仅占当年产量的20%。公检的数据可以准，产量的数据不准确。指导作用是很难达到科学的。从我们企业依据棉花资源的状况，对经营进行科学决策的实践来看，自1998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经营决策，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到收购季节，去山东、安徽和新疆等地去抢一点棉花回来加工和经营，等到销售的时间市场又变脸了。企业经济效益波动起伏过大，时刻影响着企业的生存。

　　因此，加大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力度，给已通过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