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7年8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主要实体经济造成了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冲击。受其影响，我国进出口额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连续出现负增长达12个月之久。表象上，这是我国融入国际经济分工所表现出的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性和全球同步性;实质上，它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的粗放型格局仍然亟待改变。

　　改革开放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契机，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出口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快速发展到2009年的12016.6亿美元，30多年间增长百倍以上，增速远高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在全球的出口贸易地位也空前提高，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和拉动度也不断增强。然而，虽然我国出口贸易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大而不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旧突出。

　　首先，从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来看，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仍然较低。尽管工业制成品自1981年开始成为出口主导产品，但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水平远不及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据对我国四类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显示:我国出口商品中竞争力最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属于缺乏弹性产品，同时又面临诸多后发国家更低成本的激烈竞争，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此外，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产品在我国出口中也占有相当比重，这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竞争力方面，我国出口商品的设计、开发、生产、营销、使用及售后服务能力均表现不强。

　　其次，从出口贸易方式结构来看，尽管加工贸易在出口创汇、解决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的挤出无益于我国贸易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并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一，现行的加工贸易优惠政策易引起税源萎缩并限制一般贸易发展;第二，加工贸易监管不力易使加工贸易成为走私的重要渠道之一;第三，加工贸易的关联度较差且增值率较低，对相关产业带动性不强，技术外溢效应有限;第四，加工贸易出口是造成我国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出口贸易主体结构来看，非持续性问题仍然存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作为主要推动力量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贸的主导力量并继续呈现增长态势，国有企业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则不断下降，而民营企业也在迅速崛起。截至2009年底，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分别占我国外贸总额的55.2%和23.1%，而国有企业份额则降至21.7%。目前，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引致我国贸易安全风险不断积累和放大。比较而言，我国民营企业出口规模相对较小，而且还受到诸如品牌、人才等内部约束以及反倾销、特保和技术壁垒等外部约束。

　　最后，从出口贸易区域结构来看，我国的外部贸易区域结构集中度过高，贸易区域多元化能力不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规模较小。从出口市场看，我国对前五大出口市场出口额累计占比从1994年的79.6%下降到2009年的68.9%，降幅不大，这加剧了市场风险，进而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不稳定性与波动性。从贸易顺差来源看，我国的顺差来源地主要集中在美国和香港，这是导致贸易摩擦频发的直接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静态比较优势累积了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在此背景下，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贸经营风险骤然加剧。经济账户的持久失衡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持续性。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3000美元以上时，经济将进入关键的发展期。由于此阶段关系到产业结构能否持续升级和人均收入能否持续增加，因此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历史上，转型失败与转型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据计算，我国2009年人均GDP约为3678美元，折合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式1980年的价格水平约为1517美元，这表明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过渡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因此，必须对我国传统的粗放式出口贸易增长方式及出口产业结构进行渐近式转型，以避免贸易增长动力衰退和贸易模式路径锁定。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八点意见，其中第八点要求是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为贯彻落实这一讲话精神，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外贸易结构的适时动态调整，逐步实现“贸易商品结构战略化、贸易方式结构一般化、贸易主体结构民营化、贸易区域结构多元化”的战略目标。

　　第一，必须将对外贸易重心放在增强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上，实现商品的战略化调整。一方面，在初级产品贸易领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减少甚至限制资源类产品出口规模，以达到提高出口产品整体附加值和实现资源战略性储备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在稳定传统优势产品贸易基础上大力发展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由单纯地追求静态比较优势转向以动态比较优势为主的贸易战略，积极培育和重点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同时，大力发展污染密集度较低的绿色贸易和低碳贸易，加大对绿色技术和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力度，突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实现我国外贸的绿色化和低碳化发展。

　　第二，必须通过延伸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条和消除不同贸易方式的税收政策差异，实现贸易方式结构的一般化。要采取有效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使加工贸易由浅加工变为深加工、由劳动密集型变为知识密集型。通过升级加工贸易监管设备和手段以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结转深加工的效率和提高加工贸易的便利化程度，从而达到提升加工深度和延长增值链条的目的。同时，必须逐步消除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税收政策方面的非对称性，打破制约我国一般贸易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第三，必须加速实现贸易主体结构民营化。政府不但要加大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还应当在政策上引导和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于高科技产业。逐步消除对民营企业外贸发展的各种隐性规制，坚决杜绝歧视民企的政策、法规和行为，逐渐降低民企的市场准入壁垒，为我国民企创造良好、公平的外贸发展环境。

　　第四，必须着力推进贸易区域结构多元化。既要不断巩固传统市场，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克服贸易壁垒，也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发力度，有步骤、有选择地开拓那些最具有潜力的市场，从而使我国贸易区域结构形成合理的、层次分明的多元化布局，以此降低市场风险。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差别的贸易发展策略:在对发达国家进行的贸易中，要以商品结构优化为基本前提，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主导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主导的过渡;在对新兴市场进行的贸易中，要根据其市场需求状况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开发出能够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贸易产品，同时实施相对灵活的贸易政策。应积极广泛地融入区域性贸易组织和开展自由贸易合作，以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机会。

　　总之，内外部环境日益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加速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但囿于保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以及大量的低素质剩余劳动力同高资本有机构成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出口贸易必须要经历转型之痛。要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将转型阵痛期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由传统增长方式向现代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