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1年，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压力、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交织，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

　　2011年已经来临。展望新一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美国货币政策“外部性”问题、发达国家债务风险、新兴市场通胀趋势等，都将对全球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不平衡、不稳定、不确定的“新常态”。

　　严重依赖政策刺激全球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

　　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援措施。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的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2010年期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然而，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这些政策性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转换成持续的、自主增长的内生动力，全球实体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曲折和艰难。尽管全球范围内将有“二次政策刺激”来对冲“二次衰退风险”，但真正走出危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1年，反映经济自主增长动力的个人消费及企业投资尽管略有恢复，然而依然薄弱，一旦刺激性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增长很可能再次放缓。

　　主权债务和财政恶化是发达国家共同的难题

　　主权债务不只是欧洲的风险，当前债务问题和财政状况恶化在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并成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IMF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中鲜有达标者：美、英、德、法、日五国2010年预算赤字分别达到GDP的11.0%、11.4%、5.7%、8.2%、9.8%。而五国截至2009年年底的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分别为83.2%、68.2%、72.5%、77.4%、217.7%，财政赤字水平较危机前都大幅提高，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

　　美国的主权债务问题尤其需要人们高度警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净债务规模达到13.5万亿美元，高于2009财年的11.5万亿美元和2008财年的10.2万亿美元。而美国外债余额也达到13.8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余额的24%左右。金融危机后，不断上升的房屋止赎率、资产缩水、就业不振和债务去杠杆化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再加上脆弱的商业地产市场也大大拖累地方财政，美国地方财政危机开始浮出水面。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债台高筑的纽约州、伊利诺斯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尤为严重。自2009年7月以来，已有207个市政债券发行机构违约，欠债总额达60亿美元。如果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出现危机，就有可能引发美国国债市场螺旋式不良后果。

　　而日本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也将使其今年的政府债务达到GDP的2倍。2011年还可能会有其他发达国家步欧洲的后尘。

　　全球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被通胀”压力大

　　发达国家“滞”，而新兴经济体更多的表现为“胀”。全球已进入“量化宽松”时代。新兴经济体大都是生产型国家，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处于巨大风险之中：一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新兴经济体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被动超发货币。本币投放过多，同时外部的流动性持续大量流入，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导致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两难窘境。日益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成本冲击十分巨大，也必将影响未来产出。

　　数据显示，在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极其巨大。同时，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涨势也较猛。2010年第二季度，亚太地区房地产价格同比涨幅高达14%，居全球之首。在这种格局下，新兴经济2011年将进入加息周期，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不协调很可能是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新的风险隐患。如何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避免市场主体过度集中和偏在化，确保经济均衡、稳健而有节奏地发展，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共同的课题。

　　美元汇率宽幅波动恐将引发全球金融新的动荡

　　在2011年，美元将在震荡中维持相对弱势，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复苏动能的匮乏将抑制美元汇率。二是短期内弱势美元能够通过刺激出口提供较大增长动力，根据IMF的最新研究，以过去40年发生的169次金融危机为样本，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进口在2年内都可能大幅低于危机前的趋势水平，这意味着2010年—2011年通过弱势货币扩大出口将获得更高水平的净出口贡献。三是美国需要量化宽松政策压低美国长期利率，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四是从美元启动升值时点的历史经验看，如果失业率未能降至5.5%—6%之间，美元升值的概率很小。

　　当然，从维护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角度考虑，美国政府不会让美元大幅贬值，因为大幅贬值无异于毁灭性打击，而且危机并未真正远去，流动性风险、债务风险和其他风险的积聚和爆发将会引发市场恐慌，增加避险需求，进而直接、迅速地对美元汇率产生明显的升值推力。2011年美元可能会呈现维持低位、宽幅震荡的态势，弱美元引发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波动恐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调整。

　　房价继续探底发达国家深陷大底部区域

　　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投资崩溃，房价未来5年将处于低位。

　　发达国家过去10年的房地产周期与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明显不同，因为房地产周期变动被银行的信贷强化了。宽松的货币条件和不受约束的金融创新使家庭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进而放大了家庭的投资杠杆。去杠杆化使本轮房地产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史无前例”，家庭去杠杆化的过程比公司或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缓慢得多，因为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的房地产价值占绝对比重，而出售房屋比出售股票和债券更加困难。因此，房地产市场复苏比由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问题触发的衰退复苏更加艰难。全美地产经济协会（NAR）预计，考虑到美国正面临的止赎、就业不振和债务去杠杆化等诸多不利因素，10%—15%的下跌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预期，美国房地产市场很可能面临长期停滞。

　　展望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依旧极为复杂：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压力、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交织，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

　　美国严重依赖政策刺激、欧洲债务危机积弊太久、日本陷入本币升值和通缩的恶性循环，决定了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而新兴经济体增长较快的“南高北低”双轨复苏2011年还将延续。

　　在“冷热并存”的格局的下，追求一个“全球计划经济”模式的国际政策协调方案，去解决各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面临的许多性质不同的复杂问题是不现实的，当前最基本的目标是防止一些发达国家为拯救自己而采取的危机转嫁：主要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在推动国际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同时，迫使新兴经济体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作出一定牺牲。全球利益格局的根本改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