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5日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在京召开，会议第一分论坛是“2011年国内宏观经济”，以下是论坛文字实录：

　　第一时段：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马洪涛：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马洪涛，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主持2011年中国经济年会第一分论坛第一时段的内容。刚才我想各位已经聆听了我们邀请到的各位重量级的嘉宾所作的主题演讲，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把握。但是，我们还应该换一种方式，通过跟我们邀请到的各位嘉宾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来一起分享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所以，在我们第一时段的讨论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分析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

　　马洪涛：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的五位智库的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先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先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先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

　　五位嘉宾都是各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我相信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一定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的形势。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放一个短片，对我们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请看大屏幕。

　　(现场放映短片)

　　马洪涛：

　　现在跟各位嘉宾讨论一下2010年和201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2010年的全年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从1—11月份的数字来看，包括从各家机构的分析来看，全年的这张经济答卷在全球领域里面应该是最漂亮的一张，超过两位数的增长，10%没有问题，同时CPI控制在3.5%之内也是没有太大悬念的。但是这些数字背后还需要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请五位嘉宾给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打一个分数，打完分数之后，请各位阐述一下得分和失分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

　　95分。

　　王一鸣：

　　90分。

　　吕政：

　　85分。

　　汪同三：

　　87分。

　　范剑平：

　　85分。

　　马洪涛：

　　请各位阐述一下得、失分别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

　　因为过去的一年经济有三大亮点：

　　第一，经济由回升向好转为平稳较快发展的正常轨道。年初我们有两种担心，一部分人担心会出现经济过热，一部分人担心会“二次触底”。到下半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稳定在同比3%的水平上，这两种担心都可消除了。

　　第二，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在拉动经济增长中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非国有投资增长速度比国有投资增长速度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且非国有投资在城镇投资总额里面占到58%，已经唱主角了。消费增长了18%，说明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第三，出口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去年出口下降了16%，今年出口1-11月份增长了33%，除了收复失地以外，比2008年还有所增长，所以出口增长恢复正常。

　　有这三大亮点，我打95分。

　　马洪涛：

　　5分在哪儿失的呢？

　　郑新立：

　　全年的通胀可能会超过3%，如果我们加大努力，还可以有所降低。

　　马洪涛：

　　这是主要导致失分的原因。王院长，你比郑主任多扣5分，得分不说了，就说失分失在什么地方？

　　王一鸣：

　　去年节能减排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到年末这一段，很多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出现了一些拉闸限电的现象，我到下面走了一些省份，企业还是有很多抱怨，说明我们付出的成本比较高，代价也比较大。走向未来，这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失10分的因素。刚才郑主任提到，价格的上涨超出了预期，特别是去年农产品供给一度出现下滑，当然有气候的原因，也有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的因素，农产品供给成本和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上扬，对物价的上升起了重要的作用，给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低收入者生活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老百姓也有一些抱怨，这也是一个因素。

　　马洪涛：

　　通胀和发展方式方面需要进行的调整，这是构成您目前扣掉10分的主要原因。

　　王一鸣：

　　还有房价，去年采取一些比较大力度的举措，但是到年末来看，调控没有像预期那么有成效，有些城市房价还有一些反弹，这个也为今年埋下了伏笔。所以，我个人在这三个方面扣10分，房地产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吕政：

　　去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统计系统每年的盘点当年经济增长业绩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概括，叫年年困难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关键在工作。过得不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势，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关键在工作，第一是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得力有效，第二是各级政府和企业特别是经济主体的积极进取和努力。为什么打85分？中国去年实现了9%以上高增长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这个代价有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只有26.5%，73.5%都是转移的消耗物化劳动的产品，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平均都在40%以上，日本人消耗了7吨标准煤，去年经济总量中国刚刚超过日本；德国人消耗了6亿吨标准煤，我们出口总额在前两年也刚刚赶上和超过德国，当然也有很多汇率换算不可比的因素，但是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粗放的格局没有改变。

　　马洪涛：

　　还是一个发展方式的问题，谢谢吕所长。汪所长，87、88分怎么来的？

　　汪同三：

　　成绩就不说了，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价格。其实不仅仅是价格的因素，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直接相关，现在我们的价格形势对人民生活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当前的生活成本，因为东西越来越贵，特别是和一般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那些商品价格。一方面使生活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的财产改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再穷的老百姓、多数老百姓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财产，而且我们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一直强调要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现在特别是我们的资产价格，尤其银行利率又处于负利率水平，还影响到了居民财产性保值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是2010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汪同三：

　　我也同意刚才吕政所长提到的，我们的经济效益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之所以比吕所长再多给两三分，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开始觉醒了，而且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也在逐步加强，使我们多多少少还能看到点希望。所以，我又多给了两分。

　　马洪涛：

　　虽然没有完全找到解决方法和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但是大家找答案的意愿已经非常强烈了。接下来，请范剑平讲讲您给出的分数是怎么来的。

　　范剑平：

　　这85分的得分，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2010年中国经济还是很不错的，尤其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到11月末为止增长50%以上，财政收入的增长是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1-11月份，城镇单位平均职工收入增长14%，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间大家都分享了发展的蛋糕。但是失分方面，我觉得过去的结构和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率还在上升，从刚才讲的国民收入分配来讲，企业利润的增长和政府税收的增长明显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局面没有大的改变，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知道价格较快上涨，或者通货膨胀的情况，往往对政府的税收、名义收入很有利，对企业名义收入增长也很有利。但是对于老百姓是不利的，老百姓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实际工资增长是有限的，低收入者在这轮物价上涨面前困难更大，我觉得只能打85分。

　　马洪涛：

　　非常感谢五位嘉宾在谈分数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谈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因为2010年不管成绩单多漂亮，它属于过去了。2011年，我们的成绩能打多少分，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对目前的问题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能否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刚才各位嘉宾的阐述，我们至少找到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所在，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重点来讨论在2011年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我们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得到一个更漂亮的分数。我们根据五位嘉宾研究领域的不同做了功能上的定位区别，请郑主任和汪所长重点讲宏观层面的问题，请王院长重点谈转方式的问题，吕所长重点谈调结构的问题，范主任重点谈惠民生问题，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也是我们当前面临最重要三项任务。首先，有请汪所长分析一下2011年中国经济济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或者机会，机会和困难分别是什么？

　　汪同三：

　　我们国家的习惯是先讲好的，2011年我们面临着很好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讲得宏观一点，从国内来讲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概最新的统计数字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成为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基础。以前我们经常发愁的事情是增长不够快，经济总量不够大。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发愁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总量不够大的问题，不是我们速度不够快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调整好经济结构，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民生。这是我们第一个有利条件，我们以前总是要宽松的环境，现在从经济总量来讲，我们的环境确确实实比以前要宽松得多了。

　　第二，我们通过三十多年艰难的宏观调控过程，在调控宏观经济方面我们的经验是大大丰富了。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遇到过一些大的经济波动，九十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又遇到一次大的经济波动，二十一世纪我们碰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面临一次经济波动。这几次比较来看，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这次经济波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就企稳回升了，在第二年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这说明我们宏观调控是相当有成效的，我们在宏观调控上积累的这些丰富经验，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去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宏观的经济波动，保持我们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汪同三：

　　第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要坚决地调整经济结构，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觉得这三条有利条件，是我们搞好2011年宏观经济工作，以及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宏观经济工作最有利的条件。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不会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必然存在的。现在我们大概面临的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抑制通货膨胀问题，今天早上我听到厉以宁教授作的主旨发言，讲得非常好，因为他分析到我们现在存在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概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以前的经验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比如像九十年代初期，以及2003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需求拉动造成的。而且我们的经验也主要集中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应对上，现在我们出现的成本推动为主的通货膨胀形势，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增加了我们做好抑制通货膨胀工作的难度。

　　马洪涛：

　　除了通胀之外还有哪几个挑战？简单说一下。

　　汪同三：

　　而且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不是在一个较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不是紧缩就能够很快见效。要解决成本推动，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特别是现在除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因素之外，还出现了美国从第四季度开始采取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它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国内的两个问题，一是抑制美国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二是解决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如果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能够缓解美国经济的困难，由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较大的比重，所以世界经济也可能从中受益，中国也可能从美国政策的执行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量化宽松政策它的一个目标指向是要抑制通货紧缩，它是希望要价格上升一点，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这就给我们必然要带来通货膨胀的外部压力。

　　马洪涛：

　　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通货膨胀，国内的、全球的因素。

　　汪同三：

　　国内的因素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种完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经验不足，而且解决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很难在短期解决。美国采取的这种政策，对我们可能也有一种传导作用。

　　马洪涛：

　　谢谢汪所长，我们基于汪所长刚才提出来的机会和挑战，请三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来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如何找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促进我们的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民生。首先请吕所长谈一下调结构方面的问题。

　　吕政：

　　因为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工业经济规划建议中有这样一段概括，“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怎么来调？我想在当前和今后需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第一，必须正确认识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关系。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换算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英国，但是打败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也超过日本，但是打得非常艰苦，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问题，就是说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很低。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和扩大规模，更要重视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吕政：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大量的流动资本在华尔街兴风作浪。基于这样一种教训，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理论，实际上是重新主导或者继续保持在这些高端制造业战略制高点的地位。因此中国虚拟资本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仍然是以扎扎实实的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但是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就业的压力，因此中国即使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样也要坚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产业结构在现阶段我们的选择目标叫“高也成、低也就”，而不是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是推进产业升级而放弃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吕政：

　　第四，结构调整必须要重视资产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的关系。一是近年来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重点都是在增量上，上项目，但是对资产存量的调整重视不够，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必须要进行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是进一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信部的统计，我们现在淘汰高耗能落后产能到2010年底只完成50%。三是资产存量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尤其是要推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的集中化，而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

　　第五，正确处理发展先进制造业与发展房地产之间的关系。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条长，具有很强的带动性，需要继续发展。但是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协调，因此必须把房地产利润率降到和其他产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上，这样才能实现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不是建立在房地产的高速增长上，而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

　　马洪涛：

　　谢谢吕所长就调结构所开出的药方。接下来请王所长谈一下转方式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当中已经明确不再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提出来，但是在目前很多地方提出来“十二五”规划当中，GDP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会不会成为我们转方式的一种障碍？

　　王一鸣：

　　转方式是中央明确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的一条主线，对这个问题现在认识的一致性慢慢提高了，对紧迫性的认识也提高了。但是怎么样落到实处？好象现在看来很困难。现在地方正在编制新一轮“十二五”规划，追求速度的倾向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当然，沿海有些省份已经在转型，因为再加速加不起来，比如上海、浙江再靠投资，投什么，投资很难上去。但是从大多数省来看，追求速度这种倾向还是比较强烈的，我担心新一轮跃进式的竞争比赛，它带来的风险会很大。所以，这就涉及到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10%的速度，我们这种高速度还能持续多久？这需要理论层面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问题，它的潜在增长水平到底有多大？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会逐步下调，其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储蓄率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储蓄率会有所降低，会带来投资率的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会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会明显上升。

　　王一鸣：

　　这就取决于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有大的提升，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是下降的，没有明显的提升，主要是我们创新能力没有明显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明显的提升。这是一个内生的条件，我们说会发生变化。

　　王一鸣：

　　外部的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外部约束正在越来越加剧，原来说的能源规划到2020年30亿吨标准煤，事实上我们去年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32亿吨标准煤，现在提前十年而且突破原来2020年目标，现在2020年规划40亿吨标准煤，也非常困难，能不能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肯定要求速度不能太高，如果速度高了，调结构、转方式很难实现。速度高了，我们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我认为做不到。现在内地怎么提速度，还是靠拉投资，有的地方投资超过GDP，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不太现实。速度高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很难提高，速度高了，服务业的比重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很难提高，结构很难改善。所以，我觉得速度和结构肯定是有矛盾关系。如果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到重点作为主线，必然要以适当的放缓速度为代价，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我们也没有条件支撑高的速度，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在潜在增长水平慢慢降低的时候，再要强行保持这种高速度，必然带来通胀压力的持续化，通胀会长期化。所以，我觉得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

　　王一鸣：

　　今年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我们地方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力量，地方之间项目的相互竞争，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在今年工作中，地方政府怎么样把工作重心真正转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真正加大研发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是政策转型的一个关键。

　　马洪涛：

　　我们需要一种机制能够让地方政府也把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转移到转方式上来。谢谢王院长。最后一个话题关于惠民生，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让民生有真正的提升，包括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包括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而且提出政府要转变功能，要更多的增加公共服务的功能，但这些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您怎么来看待2011年我们在惠民生方面可能出现的真正变化？

　　范剑平：

　　2011年，我们惠民生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过去十几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不断下降的，所以我们的历史欠帐很多。我想，在所有的政策调整中始终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坚持民生优先，政府的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都要坚持民生优先，从收入政策来讲，在考虑房产税、消费税、资源税一些加税措施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推出给居民减税的措施，总的效果是要让居民感觉到有减税的实惠，这样才能够让利于民，在收入方面让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从支出方面来讲，政府要新增财力，更大力度转向改善民生方面，宁可少搞一些建设项目，也要把民生方面的历史欠帐争取在“十二五”时期有一个好的改变，比如保障房就带来了很好的头，但是我们在教育、医疗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同时，我觉得在民生方面也要把握第二个要点，所有民生的改善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因为这是兼顾当前矛盾和长远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结合点，如果说我们在民生方面一味地讲惠民生，但是不考虑基础是什么，那就容易出现空置和物价轮番上涨，最后老百姓其实在物价上涨以后也得不到多少实惠。所以，在改善民生方面，也离不开要把它建立在转方式、调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马洪涛：

　　请郑主任分析一下，在2011年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推进目标的实现。

　　郑新立：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开好头、起好步，标志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开个好头、起个好步。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要集中力量推进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需求结构上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重点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增长的局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能源、原材料消耗就会降下来。现在我们跟美国作了对比，美国GDP是14万亿，我们是5万亿，我们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已经接近美国了，差就差在第三产业，我们比美国少了9万亿美元，下一个我们赶超的目标就是要在GDP总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就要想办法在服务业上做出9万亿美元的增加值来，服务业是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领域。三是经济增长要改变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主要通过自主创新、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增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可以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一个关键环节。希望在座的企业能够尽可能增加研发投入，通过自主创新来促进发展和产业升级。四是改变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状态，要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要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通过城乡的协调发展来推动整个经济增长。五是在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上，我们要逐步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要把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货币储备逐步变成资产储备、能源矿产储备，利用我们这些储备到海外去并购企业，来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谢谢！

　　马洪涛：

　　谢谢郑主任。我们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在结束今天这个对话的时候，我希望五位嘉宾能够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我们在2011年可能面临的形势，我们大家应该清晰的记得，温家宝总理说过，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不知道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会怎样描述2011年是怎样的一年？我想请五位嘉宾只说一个词，阐述2011是“最什么的那一年”，或者不加“最”也可以。

　　郑新立：

　　2011年应当是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一鸣：

　　最关键的一年，“十二五”起点，新的三十年的新的起点，是最关键的一年。

　　吕政：

　　2011年应当是审慎乐观的一年。

　　汪同三：

　　面临新挑战的一年。

　　范剑平：

　　2011年应该是开拓创新的一年，我们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一定要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马洪涛：

　　谢谢各位嘉宾，我想各位嘉宾不仅仅是对经济形势的描述，更多的还寄予了我们对2011年的希望，希望在2011年错综复杂、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形势当中，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药方，能够在2011年底的时候得出一个更加漂亮的答卷。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谢谢各位嘉宾。接下来会由我的同事肖薇带来第二时段的讨论。

　　第二时段：解读宏观经济政策

　　肖薇：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肖薇。下面进入第二时段，这一时段的主题是解读宏观经济政策。现在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嘉宾，他们是：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先生，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曹文炼先生，中国社科院财政预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宏观经济处处长王军先生，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

　　肖薇：

　　我们都知道，前不久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就是说今年我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取向传递出了哪些信号？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我们应该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政策部署？我们经济应该怎样来领会和把握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以上这些问题我们想请各位专家给我们作解读。首先请王长胜先生，因为王主任长期在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宏观经济工作，对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非常熟悉，现在就请王主任为我们全面解读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

　　王长胜：

　　刚才前面那组就宏观经济，包括有关政策都作了很好的解读，特别是刚才郑主任已经阐述得非常全面。我在这里也从几个角度谈一下2011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怎么理解的。

　　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的第一个年头，所以它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就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体现连续性，实际上又要体现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新特点。从连续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认真地巩固前几年应对金融危机取得的良好成果，从新的情况来看，我们党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明确提出了主题主线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想，在2011年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显然应该贯彻这样的主旨思想。这是一个体会。

　　王长胜：

　　第二，在中央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实际上已经对我国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已经定位了，就是八个字，叫做“积极稳健、审慎灵活”，我认为这八个字还是很有内涵，从“积极稳健”来讲，正好体现了我们要继承、克服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审慎灵活”来讲，正是刚才前一组说到的，如何来防止物价的过快上涨，当然也包括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也包括怎么防止热钱，也包括怎么防止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汇率等等。这里面反复强调了，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继续处理好三个关系，也就是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还有治理通货膨胀预期。而且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加大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要在2011年要使物价的总水平保持相对比较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和进一步增加我们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应的国家准备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和前面一些政策目标搭配起来，对于我们国家2011年继续取得经济的好成绩是至关重要的。

　　王长胜：

　　概括起来讲，2011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可以用这样五个词来说明：一是稳增长、二是调结构、三是防风险、四是促改革、五是惠民生。关于促改革，我要说几句，因为我们国家从“九五”时期就开始提出两个转变，我们执行下来的效果并不好，说明一定有个机制问题，2011年在“十二五”开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十二五”时期提出的一些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肖薇：

　　谢谢王主任。现在我们来解读一下2011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都知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今年是第三年采取这样的财政政策，但是今年的背景和以往有很大差异。现在请高培勇先生就201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给我们进行解读。

　　高培勇：

　　我想至少可以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尽管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总格局是积极和稳健，但是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反通胀，而并非是保增长。第二句话，201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点类似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明为积极，实为稳健。为什么这样讲？尽管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当中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尽管表面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以保增长为主要的增长目标。看一下我们2011年主要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其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有投资冲动的迹象。2011年还是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又是迈向“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加上世界经济形势尽管有振荡，但是我们说它仍然处在振荡当中的一种复苏迹象。所以，我的判断是，2011年我们可能不需要对经济的增长持续有多少担忧，而应当把主要的焦点放在反通胀上。

　　高培勇：

　　一般来讲，反通胀，要看CPI，即使2010年和2011年CPI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增长，比如5%和6%，其实5%、6%和九十年代初期的20%以上，甚至到2007年5%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非常严峻，特别是收入分配矛盾非常尖锐。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是，通胀一旦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锐化相碰头，我们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防通胀上。这是一个判断。

　　高培勇：

　　第二，2004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标榜的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它的具体安排就是保持财政赤字的不变，并且为走向稳健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2003年的财政赤字是3198亿，2004年财政赤字也是3198亿，只是在2005年实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之后，财政赤字就缩减为3000亿元。今年的情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按照预算的安排，今年的财政赤字名义上安排了9000亿人民币，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中从2010年的预算调节基金当中，也就是2010年预算超收当中拿出1500亿元用于弥补2011年的财政赤字，或者当时在预算安排上没有说明把它作为预算收入来安排，实际上9000亿财政赤字加上1500亿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调度，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规模依然是10500亿元人民币，和去年大体持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11年中国政府的减税空间究竟有多大，起码立刻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它不会像2008年、2009年那样有较大规模的减税空间，今年主要是增值税的作为，增值税的作为无非是增值税要吃掉营业税当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些减税的动作。除此之外，还有个税小规模的调整，而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总盘子当中不过是6%-7%，总规模不过1000多亿元，能够做的是工薪所得税的调整，这其中有多大的空间，就增值而言，就投资的安排，主要是放在已开工项目后续的安排上，而不去新增项目。

　　肖薇：

　　结合去年的情况，去年由于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在国内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数量和融资的规模就会迅速发展，相应加大地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现在请教高先生第二个问题，您认为2011年我国应该如何防范财政风险？

　　高培勇：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包括地方债务规模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这并非完全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要以平常心加以对待。事情表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上，问题的根源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上。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一个老问题，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或者通过减税优惠来吸引投资。1994年以后，税制改革，随便减免税已经很难实施了，于是有了各种各样收费的办法，通过收费来积攒用于投资的税收。2000年以后，收费逐步得到了抑制，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自然就转向了土地出让金，在近几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这种投资冲动就搭上了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趟列车。这种问题目前表现在了债务的规模膨胀上，而并非表现在收费规模的膨胀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是，在债务规模出现膨胀的条件下，它带给财政的是直接的风险，而并非像过去那样隐含着制度运行当中潜在的风险。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我们要高度关注地方债务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应当标本兼治，把更重要的注意力放在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当中。我的判断是，只要是对地方政府有考核，而且这种考核主要是来自于中央，而不是来自于百姓，只要以政绩作为考核的标准，尽管可能不是GDP，但是是其他的考核，它总要有一定的冲动，通过各种手段筹集资金，维持投资规模扩张的机制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2011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由此而导致的财政风险，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应对，一方面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因为它就早就存在这个经济体当中。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根本措施上加以解决这个问题。

　　肖薇：

　　因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于整个“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政策的走向，您能不能再做一个简短的判断？

　　高培勇：

　　因为讲财政政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二是是财政收支的具体摊薄，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的摊薄。我并不一定说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财政政策的主基调可能是稳健，我刚才提到了一点，2011年我们事实上是在名义上财政机制条件下实施的是稳健的或者主要实施的是稳健的、实实在在的。而展望整个“十二五”，我们能够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而言，导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或者主要因素，比如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没有根除，发生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我们还必须有扩张性的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其二，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中国政府所实施大量非常规的扩张转移，已经使我们初步品尝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影响或者叫做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它的释放将会持续几年或者更长时间。如果这将是我们整个“十二五”中间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十二五”，第一年我们还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参照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经济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化的经历，整个“十二五”期间，我想今年是积极，明年就有可能转向稳健，今后的几年可能会在整个稳健的基调来维持这种财政政策。

　　肖薇：

　　谢谢高先生。现在我们就要具体解读2011年宏观经济另外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问题留给曹文炼先生。我们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我们国家实施的货币政策是适度宽松，到2010年就调整为稳健了，从适度宽松到稳健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曹文炼：

　　20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这是宏观调控政策一个重要调整，也是根据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的正确选择。现在从全球来看，总体上国际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最动荡的状态已经有所缓和，总体上世界经济已经走向了复苏性增长的道路，虽然复苏性增长道路仍然曲折，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但是对我国经济来讲，我们的外需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我们出口、对外贸易已经成了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经济经过十万亿投资带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政策两年多来执行的结果，也走上了在全世界率先恢复增长，走了上恢复增长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货币政策调整、转向，是可以保证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

　　曹文炼：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跟一年多以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所不同，当前国内外流动性都很充裕，美国正在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货币政策也是增加流动性。在我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的情况下，国际上一些投机投资资本更多会流向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讲，经过2008年以来，2009年、2010年两年的信贷投放也比较多，货币增长也比较快，也需要货币政策及时调整和转向，这样有利于控制通胀，有利于防止市场泡沫。我想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把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放在货币政策更加突出的首要位置考虑。

　　肖薇：

　　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把握货币政策的稳健？

　　曹文炼：

　　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有这几方面的内涵：

　　一是强调控制总量，控制货币M2的增长和信贷投放，使它低于上一年，这样才能有效地把握好流动性和控制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是保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使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到实体经济，因为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要为今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是要加大信贷结构调整，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使我国信贷向中小企业、三农等一些薄弱领域倾斜，防止两高、过热产业吸纳信贷资金。

　　四是要关注金融领域系统风险，防止金融市场过多波动。货币部门和监管部门将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各种监管政策来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

　　肖薇：

　　从您的解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全面收紧，还是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货币的基本需要。我们都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在2009年到2010年的消费实际上在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现在我们想请教张立群先生，您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怎么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形势？尤其是消费方面的问题？

　　张立群：

　　关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我个人有一些担心，担心增长速度下降比较多，这主要来自于对三项需求增长的担心。一是外贸出口，2010年我们外贸出口出现了强劲恢复，全年增长31.3%，但是2011年外贸出口我觉得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增长水平。一是基数，2010年出口高增长是在2009年12017亿美元规模上达到这样一个高增长，但是去年的外贸出口增总额已经达到15700多亿美元，在这样的大的基数上再想实现高度增长基本不可能。二是今年世界经济情况，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预测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增长率都是下降的。应该说，世界贸易格局和去年相比要差一些，所以把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认为今年外贸出口增长幅度会比去年有大幅度降低，这对整个经济增长支持或贡献会有明显减少。二是投资增长，政府投资四万亿，基本不包括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项目是比较多的，但是从过去的规律来讲，第一年都是项目的准备倍，包括可行性研究，包括征地等等，大规模设备、材料投资、购买，基本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所以，今年政府投资的工作量，从增量来说可能比去年有明显的紧缩。另外，从企业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去年增长很高，基数很大，再加上现在对房地产需求调控，使未来房地产市场走势还不明确，所以很多房地产企业都比较谨慎的在项目投资上做出选择。现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因为劳动工资成本的提高、要素资源价格的提高，融资难现在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订单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非常充足，整个产能过剩，包括节能减排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投资现在并没有走上全面活跃、持续恢复的道路。综合这些情况，今年的投资增长会比去年总体有所下降。

　　张立群：

　　第三，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联系很紧，我们分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类比，中间有50%以上是和住行消费相关，包括家具、家电、室内用品购买、装修材料购买、汽车购买、燃油购置等等，而这些是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但是今年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我认为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买房的需求，居住条件的改善，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健康和持续发展的状态。汽车的需求，连续两年火爆之后，今年包括很多时候在治堵，北京也在限制车牌的发放，很多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基本上都已经走到头了。所以，今年汽车市场能不能保持像2009年46.2%的高增长和2010年1-10月份的39%的高速增长，这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一块如果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有所减慢，今年的消费增长我觉得也有小幅下降的可能。

　　张立群：

　　综合对三大需求的分析，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10年10%或者10.1%左右下降到8%甚至8%以下，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尽管我们从转变发展方式来说，我们希望经济增长速度降一些，但是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没有进入8%以下的增长，包括在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2009年，我们还达到了9.2%增长，2008年是9.6%。真正增长率降到8%或者8%以下，它对就业的影响，对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效益的影响要有充分估计。针对这些影响，我想扩大内需的政策在2011年绝对不能放松，像高所长刚才讲到的，财政政策应该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讲，必须要兼顾管理通胀预期和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市场性需求扩大的空间和弹性都是很重要的。

　　肖薇：

　　我们都知道2010年物价上涨的压力非常大，请教张先生，2011年的物价形势您怎么看？

　　张立群：

　　2011年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实体经济，二是从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来看，我认为今年没有很高的价格上涨，包括刚才厉以宁教授谈到的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关于劳动工资成本的补偿，包括资源环境要素成本的补偿，这些方面确实导致成本不断上升，特别对务农的工资补偿，这是推动价格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看到，价格的变化最直接的还是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成本的补偿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还是由供求关系说了算。我认为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它有惯性，刚性是比较长时期的。由于我们现在整个实体经济，无论从工业消费品，还是工业生产资料，包括农产品，都是供求大体平衡，甚至在局部有供大于求的情况。我认为2011年从实体经济来看，无论从食品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还是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都是微幅上涨的趋势，涨幅不会很高。这也印证了另外一个判断，就是需求对2011年来说不是过旺，而是潜伏着需求增长不足的可能，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不是要抑制需求，而是进一步扩大需求、稳定需求增长的市场机会。

　　张立群：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货币和金融情况来看，确实存在流动性过剩，现在整个流动性进一步发展，包括货币供给量增长加快的可能性现在比较大，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过多资金，包括大量的民间游资，在通货膨胀预期的鼓舞下，很多居民家庭都不愿意存钱，都想把钱拿出来做点投资。因此，这对资产市场、对可能被作为资产来炒作的产品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今年房地产市场调控难度是非常大的，股市我们要加强关注。还有由于游资对于很多有可能被炒作的，包括珠宝、古玩、字画，包括一些小品种的农产品，这些方面都要提高警惕，但是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能仅仅靠货币政策收紧，否则对实体经济需求扩大是有不利的影响，而且多管齐下，比如对房地产需求，房产税我认为应该加快开征。还有对于股市，要把股市扩容的手段运用好，把股票市场的运行稳定好。像农产品方面，我们也要加强市场的管理，规范市场的秩序等等。通过多种措施，今年要努力控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今年这个方面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肖薇：

　　谢谢您的分析，实际上2010年，国务院和相关部门采取了很多的方式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但是也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能够相应加大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王军先生，您怎么看？

　　王军：

　　我不认同这种提法，这种建议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低通胀是各国央行经济政策的基本主要目标之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人为抬高通胀的警戒线，势必会加大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一方面，容易使货币政策陷入困境，使得负利率对于居民财富的负面影响扩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高这种容忍度，恐怕也会使居民造成一定的恐慌，会发生一些抢购或者囤积的行为，会进一步伤害居民。从当前来看，就2011年来看，我们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连续七年粮食丰收，蔬菜、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短期性，国务院已经出台了16条针对稳定物价平稳推进的措施，这些措施都在将来会逐渐发挥作用。而且从金融角度来讲，我们的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转向了稳健，我们去年连续采取了六次提高准备金比率，两提高基准利率，在昨天又提高一次准备金比率，这些都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也将会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的物价不会全面失控，我们认为提高容忍度，这个建议不可取。

　　肖薇：

　　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们应该采取那些措施来实现稳定物价总体水平的目标。

　　王军：

　　刚才各位专家已经讲得非常充分了，我想介绍我的几个判断和观点。第一，这次物价上涨或者通货膨胀，本质上来讲还是货币现象，我们知道持续两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促进我们经济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时，事实上也埋下了通胀的隐忧。就拿这一轮通货膨胀上升比较快的两大类，一个居住类，一个食品类，它们背后实际上都有货币因素。基本的逻辑链条，货币投放过多，导致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导致居住类价格上涨，以及人工价格上涨，人工价格上涨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又间接地导致大量使用土地和大量使用劳动力的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个链条现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货币现象。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货币投放要控制住，中央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未来恐怕还要随着物价形势的变化，来灵活采用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利息，尽快使当前负利率状况得到改善。除此之外，还要及时管理和疏导流动性，比如说要把现在的流动性引导到资本市场上去，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去，引导到第三产业、社会事业，包括三农领域这样传统的弱势产业上。还要抓紧时机，推进改革，因为很多人现在物价上涨很快，似乎应该暂缓出台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我认为深化改革和控制通胀并不矛盾。我们知道，深化改革有助于理顺价格的形成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有效开展，从长期来看，深化改革反而有助于稳定物价。

　　最后，我们作为民间智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引导社会通胀的预期，把现在过强、过高的通胀预期降下来，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和抢购行为，我们在这方面是责无旁贷的。

　　肖薇：

　　我想稳定物价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了，只要我们能够认真贯彻落实调整价格的各项措施，我想价格上涨偏快的问题就能解决，由此而来的压力也能够化解。刚才各位专家已经就有关宏观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我还想麻烦各位用最简短的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各位对2011年中国经济的期待。

　　王长胜：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一定要抓住当前的历史性机遇，切实通过促转变、谋发展方面开好头，实实在在的取得一些效果。

　　高培勇：

　　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需要标本兼治，更鉴于以往的改革规划当中的诸多内容已经有多次“流产”的经历，所以在2011年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应当给自己的工作设置一个底线，凡是列入2011年改革规划当中的任务，不管最终能不能启动，都要让老百姓看到启动的希望。

　　张立群：

　　我认为2011年是我国应对相当复杂和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为整个“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非常关键的一年。

　　曹文炼：

　　我希望2011年在金融的改革中间利率市场化有实质性的突破。因为，下一步的银行改革，所有银行都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大公司都已经上市了以后，银行发展也需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今天上午戴相龙理事长讲到，要缩小靠存贷利差来进行信贷扩张的冲动，根本上还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这是下一步进行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王军：

　　为了给“十二五”时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我想应该适当地提高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上。与此同时，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我觉得不宜提高。

　　肖薇：

　　让我们再一次对各位专家的精彩解读表示感谢，谢谢！到现在为止，第一场分论坛结束了，下面还有更加精彩的论坛，请大家准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