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制造的典型集群，在珠三角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研，也许可以揭开很多谜底：为什么持续的加薪，却始终无法让这一代劳动者满意？除了涨工资，他们究竟还想要什么。

　　在珠三角地区，当前不同工作地点的劳工对加薪幅度的预期大概是多少？沿海企业能满足的加薪幅度是多少？在加薪之外，劳工对工作、生活环境的需要还有哪些？因应这些需要，在为劳动力加薪之外，企业还有哪些替代的方案？

　　为了了解这些由加薪引发的系列问题以及加薪背后所隐藏的重要因素，由南方都市报区域经济研究院发起，联合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中山大学公共事务调查中心的郭巍青教授，针对“中国制造”的重点珠三角展开了系列调研，以期通过对“珠三角外来工收入支出的调查”来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作为产业重要参与者之一的劳工维度的种种问题及核心根源。

　　此次调研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在珠江三角洲最具代表性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5个城市，分别进行了样本量为1500份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以下是此次调研的一些重要成果：

　　一、企业加薪幅度显著，但未达到劳工心理预期

　　（一）低收入组劳工收入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佐证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

　　在两年的调研中，我们优先考察了一个最具意义的指标，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之所以将这一指标作为优先考察项目，是因为这一指标有效排除了因个人能力提升而引致的收入提高，最能体现因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而导致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普遍提升。

　　以整体数据为依据，我们抽取农民工中的收入最低组，并称其工资为“基准工资”。基准工资为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非技工、非管理人员的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从下表可以看出，低收入组的基准工资从2008年以来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增长幅度较大。

　　（二）在加薪时间上，2010年春节过后出现显著的高峰

　　为了解企业的加薪情况，问卷设置“2009年7月以来你所在单位有给你加薪？”这一问题。四成左右的被访者表示2009年7月以来其所在企业有提薪。其中83.51%的被访者的企业给他们加薪1次，13.62%的人所在企业有加薪2次。为了解加薪时间和幅度，问卷设置“第一次加薪的时间、增加的类型与金额”、“最后一次加薪的时间、增加的类型与金额”等问题，数据显示，企业加薪时间主要集中于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5月份）（参见下图）。此外，加薪次数在2次及以上的样本数据显示，第一次加薪比原先平均增加236.88元，增长15.65个百分点，最后一次加薪比原先平均增加196.87元，增长17.35个百分点。考虑加薪次数的均值为1.24，粗略估算加薪幅度普遍超过15%。与此同时，我们筛选出2009年7月以来企业有加薪的被访者，发现加薪者人数在600人左右，但其中增加加班费的仅有26人，可见，大部分人增加的是基本工资。

　　（三）珠三角企业加薪幅度无法达到劳工心理预期

　　工资期望值是农民工希望通过打工获得的收入，显然，正是这一指标影响着农民工的打工愿景、换工频率、迁移意愿以及可能出现的劳资纠纷，因此，我们在问卷中专门设置了“你希望每个月（打工）能赚到多少钱？”这一问题。我们将“越多越好”、“不清楚”等回答剔除，保留被访者给出确切数额的样本，并对其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农民工希望每个月能够赚到的数额平均在4704.49元，是目前的月均工资收入（1952.21元）的两倍多，63.2%的被访者表现对现有工资收入“非常不满意”或“不太满意”。

　　在期望工资高于现有月工资收入的样本中，用“期望工资—现有月工资”得出工资差距，发现差额的平均值为2414.9元。而根据被访者的回答，“目前跟他们条件差不多的人现在老家一个月能够赚到”平均1760.61元，有57%的人认为在老家能够达到一定的收入就不会外出打工。在这组数据中，我们发现，外来工期待在沿海省份获得4704元的月薪，而在农村仅需2411元就不愿离乡。这一巨大的差值，显然将成为吸引企业向内陆省份迁徙的巨大引力。

　　二、比起工资，这些因素也许更重要

　　“只要政府出地，我们愿意为外来工盖员工公寓。”张华荣——这位被誉为女鞋教父华坚鞋业的董事长，在对我们谈起挽留熟练工人困境时激动地说。为什么外来工在沿海省份与家乡的期望工资有如此大的差异？也许华坚鞋业在江西赣州、湖南郴州所开设车间的故事，能略解一二。

　　张华荣告诉我们，他们早年在江西赣州和湖南郴州设立的工厂，只是计划生产中低端的产品，但两年之后他逐渐发现，由于这些工厂均是就近招收员工，大大降低了人员的流动性，导致熟练工人越来越多，于是他便逐渐将中高端的生产线转移到内地。

　　（一）企业无法弥补城市户籍制度欠账，以户籍福利代替涨薪

　　那么，内陆省份不仅能留住工人，而且能令他们的收入预期远远低于沿海城市的原因是什么呢？经由对问卷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比起工资，因户籍禁锢导致的外来工与城市人的权利落差，对其生活质量造成的压抑，更为外来工所在意。而城市化进程欠账，更是企业无法提供的。

　　2010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民工家庭人均住房租金（包括水电、燃料费等）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分别为110.46元、119.28元，呈增长趋势。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你的住房面积、同住人数、同层住户以及楼间距”等问题，希望以此反映农民工的居住情况。数据显示，39.3%的被访者住在工厂宿舍，其次有33.6%的人住在城中村出租屋，还有20.7%的人住在小区出租屋，仅有极少数人拥有自买房。此外，41.6%的住房租金是由单位或其他人（如亲戚、朋友）支付，因此，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有被低估的可能。（见下表）呈现了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农民工平均住房面积约为9.61平方米/人，且楼层住户密度较大。我们拿广州2009年的情况与之简单比对，发现2009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0.93平方米，远高于农民工。

　　而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从总体情况看，文化教育支出呈减少趋势。在问卷中，我们同时设置了“你有多少个子女”、“其中多少个在城市读书、多少个在农村读书”、“子女城市读书费用多少、农村读书的费用多少”等问题。数据显示，以2010年为例，孩子在城市就读平均每学期需要3955元，子女每月（以一学期6个月计）平均教育支出为659.2元，相当于月均工资收入的1/3强，而在农村就读每学期只需1043.8元，两者相差近3倍。在此背景下，从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情况上看，在城市上学的小孩大多就读民办学校，根据调查组先前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地调查，这些学校大多教学条件相对较差，但相较而言不需要交纳（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公立学校所需的赞助费等开销项目。而从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情况来看，近年来提出的农民工积分落户等户籍政策的调整的效应似乎仍然没有明显显现。

　　（二）新生代农民工出场，以人性化管理替代涨薪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去年国务院发展报告中，已经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探讨，而我们的调研则更多地从量化的角度，描画新生代农民工的面貌。

　　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更低，打工年长更短，而且男性、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的比例更低，虽然其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但是综合而言，在五个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只具备其中一个因素的优势，且受教育程度对工资收入的贡献并不是最高的，因而其工资水平也相应低于第一代农民工。

　　在家庭城市支出的各个子项目中，两代农民工住房支出、食品支出、交通出行支出、医疗保健支出、证件费支出、罚款支出和其他杂项支出等都不存在差异。但出生年份与每月是否有节余方面存在显著负相关，年纪越小，越少节余。与此同时，数据显示，在总体文化教育支出减少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文化教育支出只在12元左右，而第一代农民工则在50元以上，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支出明显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未婚比例增加。从代际差别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无子女的比例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此外，在休闲娱乐支出方面，代际差异非常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娱乐支出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增长速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近几年来第一代农民工的娱乐开支无显著变化。

　　为了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我们对东莞的劳动市场进行的探访，厚街镇劳动市场的黄京经理指出，“新生代”对艰苦生活条件的耐受力明显下降。黄京认为，“90年代到东莞打工的外来工，也就是70后，一般家庭条件非常穷困，他们能承受比较大的工作强度和严格的工厂纪律，80后的外来工由于大多结婚生子，开始有了家庭负担，因此也比较愿意留在东莞，但90后不同，他们有自主失业的倾向，相对而言，新生代外来工已经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获得货币收入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过城市人的生活。在这方面，珠三角传统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生代外来工的心理需要。与追求个性同时存在的，还有生活骄奢以及对工作的无所谓心态。因此，不少台资、港资的企业一改过去严苛的管理模式，开始转为人性化管理，例如，提高休假的弹性安排制度，放宽进出厂的管理，允许甚至鼓励员工恋爱，等等。在我们为陈志武教授安排的富士康调研中，我们甚至发现富士康开始通过举办“超级男、女生”的方式，进行员工才艺选秀活动，并新增了“速配”环节。而“夫妻房”也在各企业普遍发展。

　　（三）降低土地、社会保障成本：迁往内陆省份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户籍歧视是造成外来工在教育、医疗、居住方面福利损失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问题在外来工的户籍所在地附近的中心城市则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在内陆省份，不少地方政府都竞相降低土地和税收成本吸引企业内迁。因此，对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大型企业来说，在内陆省份开设工厂是非常好的选择。但这一招并非对所有企业都适用。首先，劳动力的成本下降幅度并不会太多，因为对珠三角制造业而言，劳工成本仅占总成本的15%左右，内迁后工资成本下降幅度不过10%？15%。其次，单个企业迁徙往往带来产业链集聚效应的骤降，交通物流成本大幅提升。因此，企业的迁徙往往是全产业链式的，很少有单个企业内迁，如果是单个企业，那就一定是富士康这种，有谈判优势，有集聚效应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大面积圈地，并通过带动就业和当地经济，提升地价，而不会在乎短期内工厂赚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