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制造业成本压力已成现实，中国出口企业产业转移不可迟疑。

　　中国在中西部加大开发力度，吸引着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迁徙。与此同时，伴随各国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东南亚、非洲地区的投资环境也渐成气候。

　　投资中西部：“水往低处流”

　　与西亚、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土广袤，地区的差异有利于产业转移，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短期内消除，所以国家鼓励中西部地区更适合承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2003年，理士电池选择江苏省金湖县经济开发区成立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此后，又在安徽省濉溪县经济开发区设立安徽理士电池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蓄电池生产商，理士电池在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实践中选择深耕国内市场，利用现有资本积极谋变颇有成效。该企业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研制、开发、制造和销售。先后在国内的广东和江苏、安徽等建立起五个生产基地。

　　江苏金湖与安徽濉溪地处苏皖两省腹地，经济并不发达。但理士电池认为，此两地具有无限潜力可挖。“金湖距扬州港80公里，离江苏第一大港连云港港255公里，临近山东、河南、安徽。物流便捷、招工方便，成本优势向华东、华南地区强劲辐射。”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永红对此表示。

　　理士电池正在参与江苏和安徽当地政府合作的蓄电池生产基地的建设，通过这两个基地，帮助包括广东在内的理士电池在中部地区实现产业扩张性转移。

　　理士电池显然不是出口企业产业转移的个例。作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纺织服装和制鞋产业，中西部成为出口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首选。据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广东东莞市的鞋业企业中，目前有50%左右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如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地设厂，而25%左右则赴东南亚地区如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设厂。

　　在此过程中，出口企业并不是个别企业单枪匹马深入腹地，而是实行了产业链的巧妙嫁接。2008年8月在美国上市的江苏华瑞国际集团早在几年前就率先完成了此动作。华瑞旗下拥有12家进出口公司、3家海外公司，6个实业基地共19家直属工厂，年出口额1.4亿美元，是一家全球员工逾万人的大型投资控股跨国公司，涵盖服装股份、针纺织科技、房地产、精密机电、汽车销售及服务5大核心事业体系。

　　2001年，华瑞选择了一条与其他服装企业截然不同的道路，把工厂直接开进了安徽凤阳。这次被员工们称为“挺进大别山”的迁徙，实际上就是华瑞的1+N模式。几年间，华瑞国内产业实现了梯度转移，先后以自建、合资、并购等方式，在南京周边地区相继建立起数家服装生产工厂。

　　依照设计，华瑞选择安徽滁州和凤阳等地的一些小集镇、城乡接合部设厂，若干个加工点形成集群效应，由此演变成生产基地。“1，是主厂，N，是服装缝制加工小组。这种微型厂，跟一般概念的加工厂又不一样——华瑞输出管理、设备和人才，业务则由当地的农民承包经营，因为缝纫工对于华瑞来说是最难招的。”公司有员工曾作了个比喻，“打仗”的时候当工人，“不打仗”时当农民。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安排，折射出企业在产业转移升级中的不同取向。从后来华瑞进军其他领域来看，这种灵活、务实的布局策略，为华瑞其后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埋下伏笔。

　　无论理士还是华瑞，挺进中西部策略在推出之初，也有业内人士怀疑其实际操作和可能产生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在两家企业的内部也不乏这种声音。但在市场自我负责的基本原则下，随着试点的展开，估值体系、激励机制、质量风险等获得充分保障后，被企业大力推行。

　　江苏华瑞国际集团董事长康宜华说：“生产组织方式，不能简单地用流水线来做。生产的前道和后道都在南京总厂，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

　　华瑞的1+N模式实现了政府、企业与农民“三得利”的局面：其一，“打工村”的农民无须出去赚钱，还能兼顾家里；其二，华瑞很好地解决了用工问题；其三，当地政府也巧妙破解了没税收的难题。在另一层面，华瑞在南京的总部就此脱身，成为了设计、研发、管理和形象展示的中心和窗口。

　　“跳板”东南亚：转港贸易的最佳选择

　　随着国内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出口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也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推动力。本世纪初，即就在中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蓄势之时，以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就已经把眼光重点投向它们最大的邻邦——中国。

　　“大概在五、六年前，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宏说。

　　凤凰画材是无锡地区头牌民营企业，同时还是“画材行业”世界第二大生产厂商，占全国画材出口总量的70%以上，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

　　从2004年开始，东南亚国家招商引资集体发力，特别是越南在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资利用的规模和力度正不断扩大，并尝试通过一系列的推介会向中国企业发出投资邀请——

　　“中国市场已经开放了30年，现在正在实现转型，对一些低端产业可能就不太需要了”，前两年，中国企业家的耳边甚至响起越南政府官员这样急切的呼声。

　　其后数年间，东南亚国家来华举办的“投资政策推介会”、“投资论坛”、“商贸考察洽谈会”等各种活动走马灯似的出现。

　　2006年，在权衡利弊后下定决心的陈卫宏在越南设立了分公司。当年3月，“凤凰画材”在胡志明市铃中开发区租用2000平方米厂房开工，4月，即向美国市场运出第一只集装箱；8月斥资1500万元自行建造了1.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参观越南“凤凰画材”时鼓励道：“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功！”

　　仅一个月时间，“凤凰画材”一期工程就建设完工，产品如期顺利出口，凤凰画材在越南投资办厂的速度，或者可以理解为越南政府招商引资的力度。

　　事实证明这招棋走对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零反倾销税使得凤凰画材越南工厂3年就走上了规模化发展与持续赢利之路，从最初租用5000平方米厂房、不到200人，发展到现在自建两万平方米厂房、超过500名员工。这招“险棋”赢得了如今“凤凰画材”北美市场的独家供应优势。有一组数据可以反映此举对企业出口的带动效应——2007年越南公司带动出口632.15万美元；2008年带动出口899.5万美元；“风暴”之下的2009年，企业预计全年仍可带动出口1200余万美元，同比还是增长30%以上。

　　与无锡凤凰画材不同，常州贝尔地板选择的是在泰国投资设立分厂。贝尔地板是“中国强化木地板之都”江苏常州横林出口量最大、出口国家最多的企业，同时还是全国同行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出口免验企业之一。2010年，“贝尔地板”实现年产值5.2亿元，出口创汇6200万美元。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中东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

　　虽说越南、柬埔寨等国被形容为中国企业家的投资乐土，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密集程度高，可替代性强，但贝尔地板总裁张小玲却有着自己的想法。5年前，她先后到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考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泰国投资。张小玲强调，投资环境“政策”优势固然要首先考虑，但“人”的因素更重要。虽说泰国一度也出现了政权动荡的局面，但张小玲认为“泰国是个佛教徒国度，老百姓真诚、安静、沉稳，排外性不强，有利于企业长线投资。”

　　张小玲和陈卫宏等企业家表示，“家门口”的东南亚已成为中国企业进行转港贸易和出口贸易的最佳跳板。

　　无论国内国外，从高产业梯度地区转移到低产业梯度地区，或已成企业减轻成本压力、扩大生产和转型升级的捷径之一。除东南亚之外，拥有7亿人口的非洲大陆市场也是中国企业的首选之地。那里不但幅员辽阔，而且充满着投资机遇，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对轻工、家电、电子等产品的需求量都十分旺盛，而这恰恰是不少中国商人忽略的巨大市场。

　　延伸阅读：把握产业转移主动权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产业转移的确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面对产业转移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沿海一些城市面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环境承载空间有限，不得不通过产业转移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原有产业转移走了，新的产业如果没能马上续接，就有可能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就业岗位萎缩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速因此减缓。无论哪种结果，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产业转移源自客观经济规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要求沿海地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资源能源和土地等要素制约，也要求沿海地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要求沿海地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这就要求沿海地区积极面对，牢牢把握产业转移的主动权。

　　面对产业转移，一些地方最大的顾虑就是产业“空心化”。之所以出现这种顾虑，是因为人们对产业转移缺乏深入的认识，不知道如何掌握产业转移的主动权。

　　我们看到，在上一轮国际性产业转移浪潮中，发达国家的企业虽然将其工厂转移出去，但对这些工厂的控制力丝毫不见减弱。发展中国家承接了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而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仍然留在发达国家。

　　就企业而言，产业转移并非等同于产业“空心化”。工厂可以搬迁，但企业总部对技术研发、品牌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监控、物流、销售等的管控工作不会削弱。这就好比放风筝，风筝放飞上天，但线绳仍牢牢握在手中。掌握了产业转移的主动权，工厂虽然搬迁走了但企业对主业的控制力丝毫不会减弱。

　　近年来，沿海一些地方在掌握产业转移主动权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举措。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将园区开发模式成功地复制到苏北地区，建设异地工业园，不仅解决了苏州工业园土地有限，一些项目要不到地无法落户的问题，也将多年的发展经验直接“移植”到资源相对丰富的苏北地区，帮助苏北地区加快发展。江苏省还将这种模式在全省推广，作为促进苏南苏北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又如，上海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将其中国总部或亚太总部设在上海。截至2010年底，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301家、外资投资性公司210家、外资研发中心317家。这些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以上海为指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转移和布局，有效提升了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浙江的实践也很有说服力。据来自29个省级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600万省外浙江人在省外共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省外浙江人在全国投资总规模超3万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的资本约1.3万亿元。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延伸了浙江产业链，推动浙江产业梯度转移，还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地方的成功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实践表明，对发达地区来说产业转移不可避免，应该积极面对、主动引导。掌握了产业转移的主动权，不仅不必顾虑产业“空心化”，还能在产业转移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