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首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贡献了全球GDP增量的70%，世界经济蕴藏着结构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和亚洲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雁

　　4月中旬，正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联合春季会议之际，影响经济复苏的各类问题又被摆在桌面上。“南高北低”的双速复苏，成为当下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作为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5个金砖国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新兴经济体头一次作为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东边日出西边雨。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风险、欧债危机蔓延、美国经济疲软、日本地震引发的核电危机，又给正处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涂上一层阴霾。

　　缘何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出现不平衡发展？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专栏)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尽管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但协调合作，应对经济复苏，与金融危机期间一样重要。

　　“双速发展”特征凸显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全球经济复苏有何特征？

　　朱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发展”。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7.3%。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4.4%，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6.5%。2012年仍将持续这一增长状况。

　　在金融危机期间，尽管全球经济陷入低谷，但是新兴经济体复苏较快，这是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格局变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局面。

　　《财经国家周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复苏中分别面临什么挑战？

　　朱民：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当前首要的经济挑战在于增长速度不够。由于经济增速疲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失业率下降缓慢，高失业仍是主要问题，与之伴生的还有消费增长缓慢等一系列经济难题。

　　其次，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在危机后有所恢复，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升，但融资依靠货币市场的现象仍然很严重，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仍然存在。

　　第三，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依然很大。2007年至2010年期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整体增长了28个百分点，这一比例非常高。去年，全球各国平均财政赤字增幅约为5.2%，而发达国家达到7%，政府债务压力很大，这种债务不仅仅是短期挑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发达国家退休人员增多，医疗等许多财政刚性需求增加，未来几年政府债务仍会上升；如何平衡财政赤字和经济增长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严峻的政策挑战。

　　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重点应当是如何继续修补和稳定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系统，使银行系统能够发挥融资功能，特别是增加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并推动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政策挑战与发达经济体大不相同，主要是应对经济可能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管理大量资本流入的挑战。

　　危机发生后，新兴经济体大多采取了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增长恢复很快，全球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基本恢复到其潜在产出水平，已经进入“可能过热”的区间。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较慢，国际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迹象明显。与上世纪90年代后主要是FDI流动的情况不同，现在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性组合投资增多。尽管新兴经济体当前经济增速较快，但是整个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的比例仍然较小，约为19%。因而，全球金融资产正处于重新配置的过程中，金融资产大量进入新兴市场会推升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催生泡沫逐渐形成。

　　所以说，通货膨胀是新兴经济体当前面临的最大宏观紧急挑战。通胀压力上升既有宏观基本面的基础，新兴经济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会过热的阶段，这是供给方面的大前提；另外也与前几年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这是从需求方面的原因。此外，食品在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CPI中所占比重都很大，全球范围的食品、能源、资源价格上涨都是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的原因。

　　《财经国家周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何变化？

　　朱民：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首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贡献了全球GDP增量的70%，世界经济蕴藏着结构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和亚洲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雁。

　　从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部需求拉动，外部贸易需求拉动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资源和劳动力从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贸易部门的结构跟随外部需求结构的调整而随之调整，并逐渐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外部需求的锐减，当需求转移到国内之后，就要通过国内消费和供给方面的结构调整来提供需求，来维持自身经济的平衡发展，完成这一过渡是现阶段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最大挑战。

　　欧洲风险与日本地震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欧洲目前主要面临哪些经济风险？

　　朱民：欧洲当前的问题是三个危机的综合作用体。

　　第一是主权债务危机。当前的债务规模很高并且需要向市场继续借债，因为债务量很大，所以向市场融资的成本很高，例如葡萄牙的借贷成本持续上涨，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至8.9%的高位。

　　第二是银行危机。欧洲银行的资产规模很大，例如在爱尔兰，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高达其GDP的十倍之多。这种现象就产生了多重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很快，但是在经济衰退期，其不良资产规模也会增大；其次，银行资产规模扩张会给资本金充足率带来压力；再则，欧洲的银行储蓄基础较弱，银行的主要负债是靠向市场融资，因而其流动性管理就会比较困难。

　　第三是欧洲的经济增长比较弱。因为欧洲国家的财政负担已经很重，经常账户又有赤字，所以很难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缓慢也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

　　《财经国家周刊》：欧洲经济风险是否会扩大？

　　朱民：欧洲，尤其是南欧，面临的经济风险较高。但总体而言，欧洲的总体情况正在改善，经济增长总体上在提振，东欧的经济增长很好，银行债和主权债的问题也在逐渐稳定，但进展比较缓慢；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IMF和欧盟联手建立了7500亿欧元的稳定基金，在2013年启动永久性稳定机制，这些举措会使得融资和再融资的压力有所缓和；欧洲的问题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关键是如何解决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交叉风险。

　　《财经国家周刊》：日本地震对全球经济有哪些影响？

　　朱民：这次灾难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较大，但是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日本的经济在逐渐内生化，例如，日本出口占亚洲总出口的比重在十多年前是16%~17%，目前只占7%~8%左右。

　　日本遭受的灾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遭受地震袭击的地区也是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产品芯片的重要生产区，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30%左右，由于地震和持续余震以及电力缺乏的影响，因而会对全球供给链和产业链带来冲击，也会引发全球供给链和产业链的市场调整；第二，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也引发了日本对核能安全的关注，本次地震和海啸冲击了日本大约10%的电力供应，因而会使得日本增加对煤、石油、天然气的进口。

　　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中国经济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中国而言，输入性通胀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您怎么评价和分析？

　　朱民：应对通货膨胀不仅是短期挑战，也是中长期的政策挑战。

　　目前中国的通胀压力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前几年的货币供应比较宽松；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供给方的原因，食品价格上涨是一个重要原因，矿产、能源、工资、土地、防止污染成本、水的价格都在上升。因此，如何防止需求拉升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产生的通货膨胀螺旋型上升很重要。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努力地管理食品价格上升，防止食品价格上涨延伸到一般的通货膨胀，这方面的努力很重要。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通货膨胀的上升通道，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放慢，劳动力成本开始不可避免地上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价格也在不可避免地上升，国内的价格改革也在引发土地、水等成本不断上涨，因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从中长期而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都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需要从依靠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转向依靠内部供给结构调整的增长模式。

　　《财经国家周刊》：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有何影响？

　　朱民：今年美国有强劲的8000亿美元减税财政政策和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撑，美国的消费增长强劲，由于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因而促使美国的进口会继续增加，但这只是短期的现象；从长期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驱动能力在下降，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不会像从前那么强劲，因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非常重要。

　　对中国来说，GDP的增速既重要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中国要注重实现经济增长“从量到质”的飞跃，质的提升涉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产业链逐渐升级等。

　　全球货币体系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人民币作为特别提款权动议，目前进展如何？特别提款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朱民：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一直是大家关注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也使得大家看到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完善的，因为这一体系过多地依赖某些主权货币而非超主权货币来作为储备货币；原有全球货币体系的约束性不够，各国有各自的政策重心，使得赤字方和外汇积累方都较多，使得整个体系的效率不高，浪费了许多资源。

　　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能使其承担起国际货币的作用，对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很有帮助的。

　　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客观地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也有帮助，这一共识也在逐渐形成，但在这一过程中有较多技术上的细节需要进一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