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并不是中美两国贸易间的失衡，而是中国的价格红利补贴美国的消费红利，中国靠压低要素价格让美国享受着低廉的商品。

　　从价格总水平因素的影响角度看，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价格以及低出口品价格一直是发达经济体获得消费红利的重要支撑之一。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和资源条件的约束，这种原本市场的扭曲状况很可能实现一种强制性的调整，从而有利于全球经济趋向平衡。

　　近20年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格局之变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被金融资本视为红利。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构建一个价格体系。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快速工业化过程，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行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随着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共同推动货币渠道与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进口高价格，出口低价格”。中国等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全球价格体系话语权的缺失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目前，我国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进口依存度在40%～60%之间。

　　作为，全球经济的两端，一端是是代表表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价格不断地走低，另一端是资产价格、金融产品价格不断地升高，这据初步统计，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年的26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不仅催生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更通过全球期货市场向实体经济转移。发达国家虚拟资本把期货市场金融化与衍生产品化的同时，还继续把实物生产领域中所有可以与衍生金融产品的各种合约方式衍生产品化，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在物质产业长期萎缩后仍能维持贸易逆差的原因。
　　
　　另一方面，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到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但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要被强加风险溢价，而把外汇储备投向尽管流动性很高，但收益率非常低（美国国债收益率平均为3.5%左右）的美国国债。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通过提供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国债，每年大概向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补贴。

　　全球经济格局表明，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高级形式。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这块利润，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在以往全球化过程中所未有的贸易强势，但这块新利润的来源是价格体系扭曲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要素价格红利倒贴了美国的国民福利，价值洼地吸引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益、低成本两方面。

　　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偏好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或资源出口类国家，据统计，1995-2005年投资于新兴国家的利润回报率为15.3%。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更高，长期维持在20%左右。高收益率很大程度上缘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增长。

　　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

　　然而这种格局很可能发生重大改变，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及人口结构的重大改变，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也将随之改变，并会出现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通过产业升级，将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变，改变以往“国内高价格、出口低价格”的格局，真正通过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培育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定价权。相信，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一定会深远的改变全球分工体系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