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钱问题再度成为市场高度关注的议题。今年第二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净增长1778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币值兑换损益分别能够解释348亿美元、213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外储增长。扣掉这些因素之外，二季度不能够被解释的外储增长高达879亿美元。

　　不仅在中国内地，香港相关媒体此前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仅在今年7月一个月的时间内，涌入香港地区的热钱已近1000亿港元。而有迹象表明，大量入港的海外热钱其指向同样是内地市场，以香港地区为踏板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内地。

　　上次中国被热钱问题所困扰，已经是在两年之前了。彼时试图博人民币升值的海外资金大量涌入中国境内，这些资金在宏观上导致通货膨胀问题愈演愈烈，在微观上则推高了股市与楼市的价格，导致资产泡沫问题非常突出。时过境迁，类似的一幕极有可能再度重现。对此，调控部门必须早做准备，以避免上次热钱涌入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再度重演。

　　对于调控部门而言，面对热钱来袭，最大的应对困难在于宏观经济方面。依照一般的逻辑分析，热钱之所以看重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其他经济体有关。在当下全球投资机会淡尽的情况下，国际逐利资金很自然地会选择率先复苏的中国市场作为投资目标。此外，从汇率收益角度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就意味着人民币币值将因基本面改善而趋于坚挺，热钱由此可能获得汇兑收益。但是逐利资金给宏观调控部门带来的问题则使调控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滥发货币的行为导致美元贬值预期强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存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而调控部门为了应对通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调利率，但提升的利率又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本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的热钱涌入。热钱的进入会增加央行的外汇占款，最终形成过量的货币供给，反而最终又加重了市场的通胀预期，让调控政策绩效回到了起点。

　　这样尴尬的场景曾在2007年上演，并成为当时掣肘货币政策的最大难题。所以，当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让热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避免调控政策两难问题的再度出现。

　　以当今国际经贸交往的密切程度看，期望通过严厉监管来杜绝热钱进入已经没有可能。中国外贸企业数量庞大的进出口业务，其间长期隐藏着热钱的进出流动，但是要查清楚每笔资金的来源与流向并不现实。这也正是热钱问题长期存在的现实原因。面对无法全面阻拦的热钱涌动，不妨借鉴堵不如疏的治水原则，从热钱的流向及其利益诉求来给出相应的监管对策。

　　遏制热钱需要从体制深层次更新国内出口贸易政策导向。按照一般的理论分析，汇率高低变化在根本上是由该国的相对经济实力所决定的。由此而言，既然中国经济率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人民币本币存在一定的升值压力。调控当局通过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变动体制，能够使得热钱获得套利的时间机会变少，这也就增加了热钱进入境内套利的风险，反而能够抑制热钱的涌入。与之相反，如果一国汇率水平长期明显低于市场公认的均衡水平，自然会吸引热钱的持续涌入，并最终构成了监管难题。

　　而就中国的经济体制来说，其实汇率体制改革并非看起来那么困难，真正阻碍汇率实现灵活运作的关键在于对外贸市场的担忧。由于本币汇率提升会加大出口企业的盈利难度，从而减少出口规模并影响外贸企业发展，会恶化就业问题。正因此，对于汇率制度的全面市场化灵活化，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并举步维艰的改革难题。笔者认为，外贸出口的确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是其发展却长期受制于海外经济的运行状况，并成为放大海外经济波动冲击的主要途径。以长期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思维观察，目前以低端制造业低价竞争为主的出口模式，本来就应该逐步被修正和改进。中国多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的信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顺出口贸易结构与政策导向，脱离单纯追求外汇收入的贸易目标，在此基础上逐步开放汇率机制的市场化运作，才是遏制热钱涌入与肆虐的最核心途径。除此之外的所谓严管措施，其实很难避免顾此失彼的政策尴尬与掣肘。 (马红漫 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