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夸大的危机？

　　大约一季度末开始，温州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与近年来外界对温州关注的目光类似，这次也是“偏负面”。

　　4月下旬，差不多是同一天，江南皮革和波特曼餐饮两家温州企业负责人失踪，另一家电缆企业三旗集团倒闭。这3家企业前仆后继倒下引起媒体注意，一时间，“温州经济出大事”、“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等说法不胫而走。资金链断裂是企业倒闭的共同表征，这次也不例外，而其诱因被认为是收紧流动性导致融资难。

　　官方的动作似乎也在印证这些判断。5月4日，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主管部门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15日之前，将调查报告报送到工信部。此次调查，涉及中小企业资金缺口、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小企业户数等16项内容。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困境已引起全国工商联的高度关注，之前他们耗时两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其结果被媒体描述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据悉，这份调研报告将递交国务院。有媒体报道指出，在成本上升等压力下，如今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已出现半停工、停工状态。

　　浙江当地的《今日早报》采访了上文涉及的几家温州问题企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所揭示的真相为：江南皮革是老板赌博导致债台高筑而致走投无路扔下公司外逃；波特曼餐饮连锁经营不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旗集团过度多元化扩张，早在2008年问题就陆续暴露。以三旗集团为被告的15份起诉书，立案时间集中在2009年底到2010年7月，而非今年之后。

　　温州全市今年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全市在册私营企业7.32万户)，同比还少伤亡近1/6。参照历年平均值，每年也有5%至10%的企业出现“关停并转”(表现为“注销户数”)。所以应该说温州并没有出现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也不应简单地推导出温州经济出现危机的结论。

　　而本人近期在温州、金华、绍兴、湖州等地的调研发现另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各地一季度或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数据显示，尽管存在几乎所有生产要素全线上涨的情形，但各地均出现利润增幅大于销售额增长的情况，无一例外。以义乌所在的金华市为例，利润增幅达到52%。企业经营真相如何，是媒体误读夸大？还是危机前的回光返照？

　　为什么风声鹤唳？

　　客观地说，即将过去的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基本状况总体正常，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的情形并没有出现。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过度反应呢？

　　其一，今年宏观经济红灯闪闪，心态更加脆弱，加重了悲观和看空氛围和预期。

　　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现在的景况类似于股市的阴跌。全球金融危机就像暴风雨，既然是暴风骤雨，就会有停下来的时候，所以大家心里有底。而且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客观上还成了我们的“替罪羊”。“替罪羊”除了给我们台阶和面子，还有一个好处是不至于让我们太悲观泄气。

　　但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而今年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通胀形势，成为笼罩宏观经济的阴云。阴雨绵绵的气候比暴风雨更容易让人失去信心，特别是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和越来越紧的银根，加剧了悲观预期。媒体传出“现在比2008年更艰难”的说法，质疑者少，共鸣者多，因为很多人“感觉”确实如此。

　　其二，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更加恶劣，苦乐不均更趋严重。

　　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大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不缺钱。获得资源的渠道和成本较低，所以并没有日子难过的感觉。而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以及负债率本来就偏高的大型企业，资金链长期超负荷运行。流动性稍一收缩，现金流窘迫问题立刻出现。

　　上文提到的浙江大多数地市今年一季度或1~4月份普遍出现利润增幅大于销售额增幅的情况，就是因为其调查对象限于规模以上企业。“规上”企业的好日子掩盖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小企业的困境。使得苦乐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也增加了调控和协调发展的难度。

　　其三，政府和企业的进步都不大：企业不争气，政府不像话；企业的体质没有变强，该死的企业没有死成。

　　由于持续多年的房地产暴力和创投业“N10倍神话”(股权投资上市往往意味着数十倍的回报)的激励，资金热钱化快钱化不仅趋势未改，而且愈演愈烈，完全不受诱惑的企业不多。

　　去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将近一半的制造业企业，无一例外地涉足了房地产开发。而制造业开发房地产更具“优势和积极性”，可以将既有的公司业务作为融资平台，因为房地产业务的银行贷款比较敏感，政策调控波动大，以实体产业贷款比较方便。如果扣除这部分“马甲资金”，有2/3以上的民间资金溢出成为游资在赚快钱。

　　热衷于赚快钱，使得企业家实业精神流失，实体产业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化情形越发严重。其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体质和企业家的斗志，抗风险意愿和能力减退。经济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过敏。

　　从实体产业溢出的热钱成为投机性较强的游资。浙江的存贷款比例占全国1/10，但是非法融资、民间融资在全国的占比也是1/10以上。去年非法融资的案发率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的12.3%。在追逐高回报的过程中，既伤害了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而放贷者的资金的风险也被放大了。

　　与企业不争气相对应的是政府的“不像话”，其典型就是刚刚实施一周年的“新非公36条”。

　　“新非公36条”实施一周年，效果令人失望。“一年以来，一些中央部门没有任何动静，有些部门政策甚至与‘新非公36条’相矛盾。”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直言。他曾参与“新非公36条”起草，并任文件起草工作组副组长。

　　“新非公36条”出台之初曾被寄予期待，推进“新非公36条”实施，中央政府的态度明确而积极。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但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和主要的垄断行业态度消极。一年来，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不多的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一些政府部门宁愿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间投资。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并没有进展。相反，来自旧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却有强化趋势。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明朝庞大的文官势力集团，能够将皇帝的权威消解得无影无踪，最后还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与这个逻辑类似，既得利益集团娴熟地运用多种方法，将中央政策的权威大打折扣。即使政策最后不了了之，甚至都不知道该责罚谁。

　　这种手段是多方面的。比如，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客观上限制民间投资，排挤民营企业。而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甚至上纲上线，让人无可辩驳。

　　在一些重要领域，既得利益者阻碍民资新政执行。比如，“新非公36条”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但目前金融机构仍执行2008年的规定，即村镇银行发起必须由商业银行作为控股股东。

　　未来不确定性在增加

　　对民营企业生存现状的判断也许不同人士存在分歧，但对未来的判断却共识甚高：即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目前，经济环境可以概括为“三荒两高”：即“钱荒、电荒、人荒(用工荒)”与“高成本、高税负”。还有的更进一步扩展为“五荒”——“钱荒、电荒、人荒”，还有“地荒和水荒”。资源短缺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自然就是成本的高企。

　　不管是“三荒”还是“五荒”，集中在一起就是“六碰头”、“七碰头”——各种不利因素交织。包括资金、汇率、限电、用工、工资收入、原材料价格等问题。用工难，已经到了很多岗位工资任由用工者自己报价，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浙江的用电占全国1/10，约为400万千瓦小时，目前有些企业一周停工4天，开工3天。而在浙江，1度工业用电可以产生2.1元利税，实现1.25元的利润。

　　高通胀、紧缩流动性、资源能源短缺，这三大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而走到深水区的宏观经济两难处境越发突出，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企业家保持企业家精神，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