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候车厅找了个位置，放下行李后，高应七抹了把汗，这个身材略显有点胖的汉子，看上去很憨厚。

　　今年37岁的他，2008年来杭州打工。他说自己运气不错，很快找到了一家服装加工企业，虽然规模比原先的企业还要小，但毕竟有工开、有钱赚，他已经很满足了。他说从没想过这么快就要离开杭州，如果不是因为他在的企业又要停工了的话。

　　“今年春节过完回来，就感觉工厂好像跟往年不太一样了。”高应七告诉记者，前两年春节回来后，厂里还经常喊他们加班赶货，不过今年春节回来后，经常是做两三天就休息好几天。他算了算，今年回来3个多月做的衣服，差不多只是去年一个月的量。他所在的工厂按计件算工资，做的主要是成衣，做一件差不多能挣一块多。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每个月基本上能挣3000多元/月，不过这两月每个月都只挣了1000多元。

　　高应七在老家有两个孩子，让爸妈带着，一个月挣这么点钱让他很心慌，也让他最终下决心不做了。他说，其实他对这个厂的感情还不错，这两年赚得也不少，只是老板停工不想干了。

　　“听老板说，原材料费用什么的都涨了不少，做加工的利润不高，别的老板拿来大单子，他也不敢接。因为要垫好多钱，他越来越不愿意垫这个钱了，就只接些小订单。”高应七说，这也就是他做的活少了的原因。

　　高应七说他在温州打工的几个兄弟，也已经在考虑要离开他们所在的企业了，原因大致也是因为企业运转比较困难，而他们拿到手的收入少了很多。

　　企业日子不好过，用工需求自然就减少了。记者从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到该中心发布用工需求的企业数量从去年同期的4万家下降到了2.8万家，降幅达到30%；该中心推荐的劳动力数量从去年同期的8.8万人次下降到了今年的7.4万人次，降幅达15.5%，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坚守还是放弃，传统企业十分纠结

　　让高应七们不了解的是，在他们做出两难选择的同时，他们眼中有钱的老板们这些日子同样纠结，也在做一些艰难的决定。

　　首先来看看服装企业状况，联成服饰总经理夏红芳深有体会，外贸、代加工、服装，这些关键词背后是他纠结的地方。

　　从去年8月份开始，国内棉纱开始涨价，到年底，价格翻番，且对比柬埔寨、印度等服装加工大国，中国的棉纱价涨幅最凶；同时，还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等一大堆难题。除了越南，罗马尼亚、印度等国家的也抢走了中国外贸企业不少订单。”

　　“去年年底，周边就有不少服装企业不做了。”夏红芳说，现在很多企业都还死死支撑着，因为还有不少欠账，到了年底，一定还会有不少不做或者转行。

　　今年40出头的陈水华是杭州中玮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板，今年5月底，他开始慢慢结束做了多年的拉链生意。之前，企业经营规模一直维持在年销售额5000万元左右。“这两年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原因也多方面的。”陈水华告诉记者，下游服装企业在金融危机后的日子一直就比较难过，外贸乏力、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涨，让服装行业处于微利，这间接就影响了拉链的价格和需求。

　　他们，为什么要离去

　　最近几个月来，关于浙江中小企业陷入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又一轮发展困境的说法逐渐袭来。中小企业目前生存状况究竟如何？一些背着行囊的农民工们为何要离去？带着疑问，本报记者最近在杭州城站火车站采访众多民工，并探访杭州、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来探求部分浙江中小企业步履艰难的原因和出路所在。

　　缺电、缺钱，但不能缺信心

　　6月16日，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在其官网发布了《我省中小企业新情况新问题调研报告》，认为当前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总体是好的，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调研报告认为这些问题更多的属于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表现为一种“转型中的烦恼”。

　　报告指出，中小企业中一些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尤其突出。主要表现为在相对偏紧的货币环境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企业运营压力加大。再加上近期凸显的用电、用工、用地等要素制约，部分中小企业应对措施不足，影响了日常经营活动。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表示，概括地说，高通胀、收缩流动性、资源能源短缺、要素成本上升等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浙江民营经济传统路径越走越窄，而部分浙商热衷于赚快钱，导致企业家实业精神流失，实体产业空心化趋势出现。其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体质和企业家的斗志，企业主抗风险意愿和能力减退。

　　尽管资金紧张，竞争压力很大，但浙商的信心似乎并未因此流失。仍有50.5%的浙商代表相信“会有所好转”，其余一半左右的分别选择“下半年会更艰难”和“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