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主办的“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论坛”于2011年8月12日在北京举办。以下为“外贸转型---中国进口战略的调整策略”研讨。

　　以下为研讨实录：

　　向松祚(主持)：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向松祚，这节由我做主持，题目为“外贸转型——中国进口战略的调整策略”，转型这个词儿非常时髦，现在企业在谈转型、个人在谈转型、国家也在谈转型。在我请教四位嘉宾之前我想简要的谈谈我对这个话题的感受，刚才前面几位嘉宾的演讲描述了当前全球金融形势的情况，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我认为可能是全球经济的转折点，这对我们国家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贸易结构应该怎么调整？我们的贸易到底还能不能维持像前几年30%、40%甚至50%以上的增长，还有没有可能？我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发展会持续放缓，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出口方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是个核心问题，如果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我们的社会能不能保持一个安定、稳定的局面？这是个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大家非常担心我国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的安全，这个外汇储备是怎么形成的？是贸易逆差吗？其实我们的贸易逆差这几年并不是很大，其实去年我们的贸易逆差也就是1831亿美元，我们过去6年最高的一年贸易逆差也不超过3000亿，如果平均按2000亿算，6年贸易逆差累计的水平应该只有1.2万亿，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2万亿，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负担。如果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是贸易逆差形成的，这就回到了在座每位都很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过去6年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对还是错，我们下一步是继续让它升值还是让它贬值还是让它稳定？在座有些朋友知道我的立场，我个人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非常反对人民币升值政策的，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第三个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国富民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比如每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远远超过的GDP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财政增长速度又是30%以上，这样的局面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局面？是不是存在国富民穷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非常高，但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外贸企业的利润，并没有这样的增长速度，所以我本人提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中国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会陷入贫困性增长的困境，贫困性增长困境这个词儿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以前国际贸易领域中很有一名的印度专家提出来的词儿，他认为搞出口的国家如果你始终处于产业的低端，你出口的越多你的价格下降的越厉害，你的贸易条件越恶化，你在全球分工地位中所处的地位越糟糕，你出口的越多在全球分工分配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糟糕。

　　这些是不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些大问题？首先请问张燕生研究员，以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一个答案？特别是我们的汇率政策应该怎么走？

　　张燕生：非常感谢主持人！怎么看这些问题？我首先觉得应该历史的看，什么叫历史的看呢？实际上是把新中国建立到今天为止和未来的30年我是把它分为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49-78年，经济战略重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也就是我们讲的内向性发展的战略。从社会上发展我们的战略我觉得主要是重视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前30年不管再偏远的山村都有赤脚医生、都有农村的供销合作社、都有农村的小学，前30年我们构建了一个满足基本需求的比较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前30年看人均GDP的增长，应当讲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前30年解决不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效率，你想满足公平需求，效率如何提高？第二个问题是前30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中国跟黄金时期的世界经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两大世界阵营的发展不同步，这个问题怎么办？到79年的时候由于没解决好我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个30年，我觉得重点就是解决前30年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解决效率，一个是如何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我们选择的是第一个，就是要解决外汇严重短缺、资本严重短缺，我们采取了一个一切为了出口和一切为了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先让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先把经济发展上去，再走向协调发展、再走向共同富裕、再走向东中西协调发展的问题。

　　第三个30年，我们这个战略还能不能走呢？两句话，第一，很成功；第二，难以为继。新30年开始，外向经济战略必须调，我们前30年爬坡爬了30年，未来要换种方式发展。

　　第二个看法，怎么看贸易？我们的贸易顺差去年是1830亿美金，这1830亿美金中加工贸易的顺差是多少？3300亿美金，而加工贸易是顺序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后加工贸易85%左右是外资。还有一个部分叫一般贸易，一般贸易去年是逆差472亿美金，一般贸易内地本地企业是主要的，大致能占到65%。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讲顺差的时候，实际从结构来讲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顺差是3300亿，这部分的贸易和生产的特点是什么呢？代工，所谓代工也就是以农民工和廉价土地、低的环境生态标准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一般贸易呢？一般贸易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主生产，这个产品是你的，以民营企业为主，这部分往往是低端。

　　贸易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的顺差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本地的增长也就占20%左右，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在加工贸易和跨国公司产品的价值创造中间，他只占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间的20%左右，这20%还包括外商在华投资的相互配套。

　　第三个特点，我们说全世界说你的外汇储备的余额高达3.2万亿美金，你为什么不升值？你为什么不进口？你为什么不调整外向型经济战略？我们就发现当人民币快速升值，按照经济原理来讲它能够减少顺差，但是我们发现事实上，人民币快速升值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的影响是非常不敏感的，原因很简单，这个产品80%在国外创造，在境内只有20%，在境内创造的20%还包括外商之间的相互配套，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价值还是以非人民币计算。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跨国公司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人民币升值了、所以以人民币标价的价值贵了，什么是以人民币支付的呢？农民工，农民工工资在这中间占多少？所以这部分升值是不敏感的。但升值对港澳台中小企业、对国内的中小企业影响巨大，因为这些企业都是以人民币计价，因此当人民币升值了他的成本就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创造顺差有限，他们创造的就业是巨大的。

　　第四个问题，当我们要扩大进口扩大的是一般贸易的逆差，我们弥补的顺差是加工贸易的顺差，它的本地增值只有20%，因此你的进口如果是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料、人才，它对你下一步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如果仅仅为了顺差，什么扩大奢侈品的进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顺差结果不显著，而对国内的产业和就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昨天我从香港回来，现在欧美的产品比香港便宜，香港比国内便宜，我们说奢侈品把关税降下来了，那么如果我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大，那么奢侈品的价格反而会提高，最后导致财政的收入降低，跨国公司的利润上升。

　　怎么办？按照“十二五”的指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一个新的30年，规模和速度远不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你的GDP业绩和你招商引资的业绩远不及你产生的竞争力转移生产，甚至我觉得提出的几个重要方面，像扩大内需、低碳绿色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等，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我认为所有的因素中间对中国未来的30年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形成竞争力。

　　向松祚(主持)：谢谢张教授！你最后提到了奢侈品进口关税要不要下降？前段时间商务部和财政部至少从媒体的报道上有很大意见的分歧，我想外贸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也会有分歧，等会儿我会留时间请大家讨论张教授的问题。

　　陆总，您曾经负责过格兰仕很多事业部的发展，这么多年作为格兰仕这个企业在国际贸易大的环境里面，你们所积累的最宝贵经验究竟是什么？第二，汇率政策对你们企业的影响到底在哪些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家你对我们的外贸政策最不满意的在哪里？

　　陆骥烈：这两个问题我首先还是要谈汇率对整个企业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外贸环境下对我们企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家电白电产业，它本身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应该说在传统产业中据我所知，按照工信部有关的统计数据，中国整个家电业制造的净利率应该是不超过7%，在这样一个水平下，显然如果出口的比重占我们销售额的比重大于50%的情况下，我们将直接受到汇率上升的冲击，对我的成本影响很大。

　　前不久很多媒体都在讨论关于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实际上由于行业特性的关系，家电产业真正影响成本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在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客观上并不高，但由于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对中国家电业来说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个是大规模的制造，由于它的利润率很低，长期以来的基本运营模式是建立在大规模制造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于汇率在内的这些波动高度敏感，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乐观的说，它在促进我们转型升级。扪心自问，如果汇率的波动是缓慢的、有序的，并且是可以预见的，能够为企业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完成我们发展当中本身要完成的转型任务，企业是愿意接受挑战的，当然说挑战并不是在谈企业家的精神，因为民营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还是个弱势的群体，你投一颗小的石子下去整个池塘会起很大的波澜。所以对汇率问题我们并不希望汇率是变化的，我们也在想有一天是6.0%的时候究竟怎么办？我们也在研究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的升值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的整体外贸战略，但客观上讲确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也在不同场合讲这个问题，从企业朴素的要求来讲我们希望它稳定，稳定并不等于不变化，但我们希望它基本稳定。

　　这么多年来，因为格兰仕是1978年成立的企业，恰恰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同龄的，我们实际上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周期，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外贸领域目前来说还比较牢固的占据着所谓的行业领先地位，实际上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靠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规模的制造能力，我觉得这点不能去否定中国企业这么多年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当我们在研究包括耐克包括其它的服装皮鞋这些产业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家电制造业竞争力并没有转移到其它国家，这种能力不仅仅是体现在它的产能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完整的产业链，在发展的过程当由于科技的突破和我们掌握的自主技术，目前白电业并没有受到黑电的面板制造商利润和供应上的制约，基本上都能实现研发上的突破，我们是整合了上游产业链的基础来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规模，目前中国白电业的生产规模是任何一个海外企业所难以取代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微波炉是在顺德基地生产，刚才提到了效率，我们没有搬迁到另外任何一个厂做投资，就是在顺德原有这块土地上，当年生产量一天1万台微波炉，今天是13万台一天，这就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另外一点，我们有没有核心的技术？这一点比我们本身是不是拥有农民工还是拥有像德国一样的蓝领工人我觉得更重要，制造业特别是家电业的分工是很细的，科技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们的科技能力，目前我们对俄罗斯独联体地区正在进行以技术输出的方式进行合资，这是意义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更多的通过资本输出收购、并购海外的企业，但哪怕我现在做的并不好、并不大，但如果我的技术能够以资产的方式和海外的企业进行合资，我觉得这一步路我们是走对了，这是有真正的未来的。

　　向松祚(主持)：谢谢陆总！刚才陆总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的贸易政策、汇率的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多听企业的意见和企业的现实感受，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靠企业，企业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政策方向，刚才张所长讲到的未来升级换代，未来究竟哪些政策是关键的？我相信像格兰仕这种陆总企业的声音我觉得我们是最应该给予重视的，我们的企业研究学术意见我觉得远远没有企业的意见重要。

　　沈博士，今天谈中国进口的转型，2000年到去年十年中，实际我们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2000年欧洲出口到中国只有5%，去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0%。与此同时，美国在2000年出口到中国总的出口里占他比例只有3%，到去年一下子已经上升到了15%，这十年增长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现在的市场对美欧这两大最主要的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上升的非常快。

　　请问沈博士，我们的开放速度比欧美对我们的开放速度要快的多，现在中国讲产业升级换代，特别是庞大的外汇储备大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美欧对我们所需要的直接投资市场，他们仍然是非常的封闭甚至限制的，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包括进出口转型中，沈博士你认为我们这个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主要毛病和缺陷是什么？

　　沈建光：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贸易当中的汇率问题，开放度的问题我觉得不能这么看，欧美市场比如玩具占我们80%的份额了，我们现在的出口占全球贸易已经是第一位了，你有出口就要有进口，如果光出口不进口，贸易就会大幅扩张，所以有出口就要有进口，这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我们的进口开始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个持续性变化，你愿意买我愿意卖这都是竞争关系所在，当然美国有它的问题，他们的高科技不给我们，这就不是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了，而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这个话题可以另外专门探讨。

　　贸易方面进出口问题我觉得根本还是个汇率制度安排问题，这方面我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中长期、一个是短期来看这个问题。第一短期来看，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我觉得这是个里程碑的事情，包括欧美现在的经济动荡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是100多年第一次，这对美国其实是个重大打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霸权美元，短期内没办法还得持有美元，但中长期大家会发现美元不是那么可靠了，包括中国过去都认为持有美元资产是最可靠的，不光是我们，其它国家也是这样，这是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挑战，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储备货币？是不是人民币？这是有可能的，美元中长期来看是走软的趋势。而且最近美国的动荡反映的情况，8月2号为什么达成了协议还降级？并且世界各国都赞成标准普尔这样的做法，因为实际上即使8月2号达成了共识，但并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往后拖。

　　目前的政治家，他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只是为了这个政府的利益，完全考虑的是2012年大选，大选还有一年多，反反复复出现了很多事件，这次我认为反映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美国这次事件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反映出政党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财政上没有做任何动作，那么只有靠美联储，美联储说已经把第三方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还是个美元泛滥的时代，这样的趋势看美元的贬值预期还是存在。

　　这里存在个误区，我们看美元一直贬值，人民币一直升值，这个问题要看到两面，因为人民币兑欧元是在贬值的，兑其它货币并不都是升值的，不要认为我们兑美元升值我们就全都升值，而且我们上半年对美元升个4%点几，而其它货币则不同，这样来看对我们是有利的。

　　第二，全球经济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我们的数据还是不错的，我们百分之二十几的出口增长，对欧洲22%，能不能维持？我觉得很难维持，这些政府都要削减开支，美国不管怎么样也要削减开支，中长期来看怎么应对这些挑战？

　　总体来看，中长期来看我们最主要的战略问题，就是人民币怎么可以不过度依赖美元，使人民币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这是我们中长期利益的所在，最后来看人民币肯定是要走向浮动的，我们的固定汇率兑美元基本上是固定的，最后要逐渐走向浮动，其实过去30年我们对企业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保护作用，这个中长期问题我认为挑战非常大。

　　短期来看，汇率对企业的影响，最近我看到央行出了一个很详尽的报告，他们对上千家出口企业做了一个调研，发现企业的反馈反映最大的，首先是原材料成本上升，而不是汇率，应对QE3我们的做法无非又是升值、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样来看升值还可以抑制原材料成本上涨，第二个选择是加息，第三个是收紧贷款，第四个是提高工资，第五个才是汇率。

　　向松祚(主持)：谢谢沈博士！我想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不是只考虑它的负面影响多么多么小，而要考虑它的正面效果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经常问人民银行的朋友，他们都觉得汇率的负面影响不大，那么正面影响是什么？如果没有正面影响那么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政策？我们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提到中国现在德国和日本相比较，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中国今天的经济情况能和60、7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吗？我想是很难相提并论的，60、70年代的德国、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日本和德国当时他们在很多产业中都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他们具有很强的定价权，但是今天中国的情况能不能和他们相比我想我们的企业家是有这个发言权的。如果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承受这个汇率的浮动？有人提出了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建议，等会儿大家还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刚才沈博士提到信用的问题，我想这个就要转向广发行贸易融资部的周总，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又成为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前两个礼拜工商联的主席在中央二台做了一个对话，专门谈这个问题，现在企业简直是呱呱叫，融资非常非常难。今年上半年我们刚刚公布了数据，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的量并不小，现在是4.17万亿，如果简单的算半年就干掉了4.17万亿，那全年就8亿多了，去年也就是8.9万亿，也就是说我们的贷款总量并没有下降啊，到底我们的企业融资、贷款障碍在于什么地方？500强也好、100强也好他都是小的企业长大的吧，请你谈一谈这么多年中你们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无论是贸易融资货币其它融资方面，你们宝贵的经验和对企业的建议是什么？

　　周麦勤：谢谢！这是这两天会议上很多企业家向我问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0年底中国的中小企业是4500万户，占企业总户数99%，对GDP的贡献达到了60%，对税收的贡献达到了50%，同时安排了80%的就业，可以说广大的中小企业对推动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和推动创业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两年大家还在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际上这个现象也是实际存在的，这主要取决于中小企业的特点，中小企业贷款要的急、要的快，这几年中央政府和银行也都非常重视这块，制订了一些政策，作为我们银行来说，比如我们广发行这几年就定了一个战略目标，要做支持中小企业的战略银行，中小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有些是两头在外、有些是加工企业、有些是配套企业，怎么解决你的融资难问题？一些大企业在供应链融资上有上百个中小企业，我们针对他们推出了一些产品，包括订单融资、保理，这正是解决供应商没有抵押、没有担保的问题，比如格兰仕，给格兰仕供应外壳或者电路板的，我们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提供服务。格兰仕在全国有很多销售网点，我们对他的销售商进行预付资金，解决这些企业的资金问题。

　　我们抛开了这些企业没有抵押、没有担保的问题，当然不光是我们行，各家银行也都针对此情况推出了相关产品，广发行推出的贸易融资产品有39个，实践证明我们所支持的客户中20-30%已经成为了大客户，通过我们的支持希望更多的中小企业企业发展成为大企业。

　　向松祚(主持)：谢谢！黄孟复先生邀请了几个银行参加《对话》，从成本和收益上看我们是不合算的，比如我服务一个大企业跟服务小企业花的时间、精力都差不多，获得的利润却比中小企业好的多，今天我们讨论企业转型，我觉得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不得不跨过的门槛，除了现有银行要改善服务以外，我们必须考虑能否尽快的把我们的金融跟国内的民营资本放开？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胆量鼓励他们开办中小的服务机构、中小银行、社区银行，我也希望民营企业家可以在这方面对推动这个政策能够有你们自己非常强有力的主张。

　　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成了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力量，这个数据可能不是非常准确，现在我们讲民营企业已经创造了GDP的70%、税收的80%、就业的90%，我们民营企业的呼吁和要求，是不是能够变成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呢？这应该是民营企业需要分析的问题。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问四位嘉宾一个问题，张教授刚才提到未来5-10年是这个转型最关键的时间点，因为你常年在国家制定政策的部门发改委，这5-10年如果我们要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你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什么？第二，你觉得对在座的企业家影响最大的马上要推出的政策是什么？

　　张燕生：我一直认为，就是上帝给中国的企业家留下的时间不多，只有5-8年，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旧的传统的优势下降的速度远远快于先优势形成的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前30年的优势下降的很快，我们竞争对手的学习速度进步很快，而我们往上走一步的困难远远大于我们现在能够作出来的努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转型升级？我个人觉得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贵、土地贵了、人民币贵了，这是个必然趋势，5-8年后可能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没有优势了。那我们的转型第一是由代工向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转变。第二，当我们贵了传统的价格竞争战略恐怕也就不具优势了，能不能成功的转变为差异化竞争？第三，从模仿走向创新，如何从简单的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然后从创造性模仿走向技术管理组织和市场创新。第四，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能不能从低端往上走一步？从前30年我们是世界工厂的加工组装车间，能够进入到制造车间，农民工的培训能不能从前30年一个星期的培训扩展到24个月？

　　这都是我们下一步要面临的方向和挑战，对民营企业来讲，要想不搞房地产、要想不搞资本经营，要想在实业方面再往上走一步，我个人觉得比登天还难，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研究所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对企业的支撑很弱，像北京、上海、浙江培养出多少技术创新的企业？很少，太稀缺，而产生的一些创新型企业的广东、顺德、深圳，那些地方却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大学、科研院所等等，而深圳也好、顺德也好，为什么会培养创新型企业？这个奥秘我们还说不出来，你说出来如果做你死定了。

　　来华投资的外资过去是成本驱动型，来就是用你最便宜的要素农民工，从05年开始来华外资结构变了，来不是为你的农民工，从05年开始来就是为了你的市场，我们企业应该着手怎样创造更好的来源条件，也要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的改革，能不能把小企业的水电费、小企业的通关报关单、小企业的纳税记录，把它汇聚到一起，形成小企业的体系使我们的银行能够更好的管理小企业的风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借今天的困难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也包括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机构、市场、工具的改革。

　　谢谢！

　　向松祚(主持)：张教授刚才提了非常好的问题，人民币汇率下一步试点政策应该怎么做？企业税赋应不应该下降？

　　张燕生：对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政策不在民生，最重要的是供给和效率，我们知道美国产生IT革命、美国产生新经济的核心是供给政策，供给政策的核心就是大幅度下降企业税收负担，让企业有更多的钱有能力进行投资和创新，让市场竞争的压力来选择企业，来迫使企业更加努力。

　　第二个关于汇率的问题，我个人是这么想的，经济学有个三年悖论，中国走出三年悖论的道路是汇率必须走向市场化弹性浮动，人民币可兑换要一步一步走，人民币的市场化推动要逐步进行。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但是这个有利于是在合理范围之内，人民币应该走向由市场来决定，但是它有个前提，必须是自主调整，而不是在压力下调整，因为一旦形成全球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导致更多风险。

　　向松祚(主持)：谢谢！请问陆总，商务部负责我们国家外贸政策的制定，你从企业的角度代表在座的企业家，如果给国家提两条建议帮助企业升级换代，你会提什么建议？

　　陆骥烈：如果说我们的企业要能够真正持续发展下去，我觉得要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们国家的政策要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自主品牌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有更多的行为支撑我们的海外战略，把我们的生产技术和美国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快速连接起来。第二，关于现在国内很多产业基地在转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企业有决心，在引进一些低碳设备和先进装备的时候，我们方方面面的政策能不能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甚至在税收上的支持，这对企业未来整体的转型升级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向松祚(主持)：我非常真心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未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和变化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现在企业有很多要求，但是这些要求能不能尽快的变成我们国家的政策？往往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坦率的讲我对我们国家政府负责部门的效率是非常失望的，所以我衷心希望像陆总这样的企业家多提建议，推动政策的实施。

　　请问沈博士，6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正面意义是什么？企业如何管理汇率风险？

　　沈建光：升值的正面影响，这个问题要从长期考虑，94年双轨制，那是第一次汇改，到了05年进行了第二次汇改，从数据上来看是非常矛盾的，05年升值了30%，到08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是历史上最快的时期。看汇率我觉得还是要看兑一揽子货币，整体从数据上看贸易出口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如果从短期来看升值，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原材料进口成本，我觉得我们国家做的非常好，所有的汇率升值都是渐进式的，对一揽子货币非常稳定，兑美元的升值我觉得我们还是控制的非常好，而不是一次性升值，我非常反对一次性升值，缓缓的升值，企业有所预期，通过一段时间的消化还是可以承受的，而如果一次性升值就会有很大的负面，汇率波动有各方面的风险，关键还是看怎么应对。

　　向松祚(主持)：现在我知道包括人民银行、包括银监会，他们在考虑一个政策，他们要对企业进行一个分类，比如对中小企业的存贷比，让银行多多支持中小企业的话，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周麦勤：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这两年各家银行都加大了信贷投入，有的银行说服务中小企业成本太高为什么要做？实际上这有个技巧，对中小企业因为它有风险，那我们对多个企业提供一揽子服务，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这样也会分散风险，现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要求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下一阶段我们还会研发更多的产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向松祚(主持)：下面请大家向台上的嘉宾提问。

　　问1：我曾经在深圳商业银行工作很多年，当时排第一位的企业是富士康，现在富士康虽然已经落到后面了，但它的企业已经在各地设了分支机构，请主持人对这家企业进行一个评价。另外，现在排第一位的是华为，对华为也做个评价。

　　周麦勤：对富士康来讲，主要是就是了中国就业的问题，因为你对富士康还是比较了解的，富士康由深圳走向全国，他每到一个地区当地政府非常欢迎，而且投入了大量的财力来支持富士康，招商引资条件非常优厚，为什么？就是为了当地政府为了GDP的增长和当地就业。

　　张燕生：我评价两点：第一，我调研的时候有一家台湾企业告诉我，他说富士康在台商中叫就业杀手，也就是说他把就业都揽去了别的企业就业就困难了。第二，最有名的我们知道富士康的12跳，年轻人用生命告诉我们的社会说这种模式我们不再接受。谢谢！

　　陆骥烈：我一直在关注富士康在中国的品牌，最近富士康跟德国一家银行在上海开了一家3C万德城，另外他鼓励他的员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万马奔腾的名义开更多的3C专卖店，所以我认为未来郭台铭先生对中国大陆市场有非常显著的品牌野心，一旦他有这种野心之后，我们将在未来五年时间会看到一个所谓的著名代工企业很快就会在大陆市场华丽转身，不知道我的预言对不对。

　　沈建光：从富士康到华为这是出口企业的一个转型换代缩影。

　　向松祚(主持)：我认为中国如此众多数量的出口企业，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使我们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还有一个意义也要思考，也是汇率最主要的基点，我认为出口企业特别是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全国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靠什么呢？我想不是靠人民币汇率升值，产业升级换代要靠有技术的工人，现在中国面临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顺利完成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我想中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现在也就完成50%，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也就文化40%，所以与德国、日本相比我们仍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如果不能完成的话中国将成为一个拉美型社会，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不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感谢富士康以及与富士康类似的中小企业，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绝对不能抹杀的。

　　问2：请问广发银行的周总，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风险很高，广发银行敢于提出中小企业战略行的战略口号，你们有哪些秘诀？第二，请问格兰仕的陆总，能否跟我们简单说一下未来格兰仕在转型时期会有哪些巨大的挑战和机会？

　　周麦勤：广发行主要是从组织架构和产品上都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我们成立了中小企业部，从贸易融资角度讲专门为中小企业设计了一系列的产品，包括对中小企业的个性化服务，我们有很多产品和宣传资料都在外面，感兴趣的嘉宾可以跟我们私下交流。

　　陆骥烈：关于未来我们3-5年的发展战略机遇和挑战的问题，我们作为白电产业的制造商来说，目前中国具有从大白电一直小白电，目前中国具有研发、制造、品牌、销售和服务能力的只有三家企业，包括格兰仕在内，从市场竞争格局来说三个品牌不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而这个少将奠定我们在海外和国内市场很主要的竞争地位，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进一步的挑战更大的目标。

　　而最大的一个挑战，从另外非经济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面临主流文化对我们品牌接受的挑战，曾经一位商务参赞的夫人跟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的产品很好，我也知道很多欧洲的大牌是你们代工的，但我们不会买，换句话说你不是拥有了这些优势就一定能获得这个市场，中国所有企业面临海外市场，只要你是个品牌商，最主要的是你是传递什么价值的？一定要做好这个定位。

　　向松祚(主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