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的经济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们不能够参与其中，也往往因为利益关系不合理而导致政策在执行环节流产

　　当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首次在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提醒世人不要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时，他或许未曾想到，34年后，“经济增长质量”会在中国东北城市大连引发激烈讨论，并成为关注焦点。

　　9月16日闭幕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提出“关注增长质量”的深刻命题，引起了处于经济危机阴霾下的各国广泛思考。“目前我们所处的时刻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刻，可持续、可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再就业成为重中之重。要克服全球经济危机，需要我们发展和执行具有创新性的全球和国家战略，从而才能够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新一轮的绿色增长”，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致辞意味深长。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样在发言中对增长质量予以倡导，他认为，关注增长质量反映了大家对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共识与期待，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因此，“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像卡马耶夫以专著形式关注增长质量一样，上世纪中期以来，对该话题的关注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引起各国决策者足够的重视，从而未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作用。

　　这些人当中就有中国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任保平，在1999年前后做博士论文时，他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数年研究后于去年初出版《以质量看待增长》一书，引起经济学界关注。

　　“此次达沃斯论坛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强调增长质量，显然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子走到尽头了。”任保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由于此前没有经济危机这样大的问题发生，各国普遍漠视质量，偶有关注也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

　　即便在理论界，增长质量也并非为所有人关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经济学者、《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Gregory Zuckerman 就表示自己并不确定何为“经济增长质量”。

　　何为增长质量？卡马耶夫将其描述为，区别于以往经济增长概念中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增加，增长质量应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

　　与增长质量相反的现象之一，是经济上过分追求数量“有增长无发展”。1996年，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将其归纳为几个特点：无根的增长，即文化多样性消失；无未来的增长，即环境基础被破坏；无情的增长，即发展导致人们感情的淡漠。

　　任保平认为，各国漠视增长质量的表现不同，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以美国为例，经济危机所显示出的主要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发展过快且缺乏约束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汤森路透中国主席史进德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全球面临的最大难题归根结底有两个：领导人危机、欧美政治停滞。西方国家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将全球较普遍的质量问题归为四个字：寅吃卯粮，即“现在花将来的钱”，在公共方面体现为过分强调福利国家造成赤字严重，私人层面体现为储蓄过少。

　　中国的两种失衡

　　更多人关注的是夏季达沃斯的举办地——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势头不减的增长速度表示吃惊，也对其是否能够对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欧美施以援手寄予较高期待。

　　施瓦布就在会上发问温家宝：中国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有关国家和美国迎接金融领域的挑战？

　　更多的声音认为中国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增长质量问题更为典型和突出。茅于轼直指中国发展中存在两种失衡，一种是过分依靠出口的外部失衡，一种是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内部失衡。由此，他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对于中国的意义尤为重要。

　　茅于轼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归为五个方面：GDP的分配效果、环境保护、通货膨胀率、就业、经济泡沫，而中国在这些要素上均问题突出。

　　史进德则认为，中国政府更关心的显然是内部失衡，如国内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严峻挑战，而“解决内部失衡并不容易，就好像政府一直在说要积极拉动内需，但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这是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任保平同样认同中国经济增长严重失衡的观点，“失衡是过去中国模式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认为，这些失衡问题主要包括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失衡(过低)。

　　另外，任保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以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现在的注重增长质量，提法都很好，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没有成效，主要是由于体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发挥效果不力。”

　　提高国家治理质量

　　体制因素在卡马耶夫的著作中同样被提到。卡马耶夫认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中，人们常常忽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家治理的质量”。

　　任保平解释称，所谓国家治理的质量，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公民的参与度，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亟须提高。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们不能够参与其中，也往往因为利益关系不合理而导致政策在执行环节流产。因此，应将国家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精英治理改变为公共治理，方可实现治理质量的提高。

　　这成为他在强调结构问题、稳定性、福利效果和环境代价等主要因素之外，特别关注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中，除去政治因素，同样会因为人们综合素质过低，无法准确理解和执行经济政策而导致增长质量不高”。

　　任保平认为，要在中国未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高度关注国民经济素质问题。未来必须进一步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国民素质教育、医疗的投资，行政效率改进等方面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否则国民经济素质会拖累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茅于轼则认为，国家治理在中国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特权化，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约束。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非常重要。”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和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相去甚远，但是作为经济增长的配套因素，中国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

　　史进德同样谈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相信中国老百姓的声音和观点正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注意，“不少个案也通过许多新途径(如微博)得到高层重视和解决，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

　　学界的观点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发言中得到回应，温家宝强调，中国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难题，将继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快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改革，力争取得明显进展。另一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