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汇改以来，多数对人民币升值持反对意见的学者都试图在“广场协议”与日本“失去的十年”间建立某种联系，希望能引为前车之鉴。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当时美国希望通过“广场协议”，使美元对德国马克、日元等货币贬值，进而改善美国的贸易状况，减少贸易赤字。为此，美国对日本施压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日美安保等外交措施相威胁，结果是美国如愿加速了日元升值。但是，美国希望通过货币贬值改善贸易状况的愿望却落了空。无论德国还是日本，仍保持着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让美国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逐渐成了全球失衡中的一极，对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广场协议打败了日本。一直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广场协议没有给日本带来伤害，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是事实。广场协议虽然没有对日本经济带来外伤，却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广场协议改变了日美两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改变了两国的产业竞争力。在广场协议之前，虽然日元升值了30%以上，但劳动力成本仍比美国低。1980年，日本的周工资水平是224.0美元，而美国则为261.5美元。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在1986年首次超过美国，当年日本的周工资水平为362.6美元，而美国则为358.5美元。从此以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高于美国，并不断拉大与美国的距离，到2000年，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高出37.7%。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在广场协议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广场协议并没有让美国受益。美国曾预期在广场协议之后改善自身的贸易状况，但并未如愿。如果仅考虑日美两国，那么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以及企业向外转移，都会直接提高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并改善甚至扭转美国的贸易赤字。但就在广场协议前后，全球市场出现了新加入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向全球市场投入了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打破了美国的预期。从日本、德国转移出来的产能，很多都转移到了中国，美国企业也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美国的相对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被削弱。到头来，“广场协议”打败了日本，但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

　　因此，以日本为参照，就很好解释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执著了。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缓慢升值，但美国仍不满意，华盛顿对人民币升值的执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尤其是对日本情况有所了解的学者都非常不解：既然升值不能促使贸易再平衡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么希望人民币升值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显然比中国知道得多。有美元对日元贬值和对德国马克贬值的经验，美国人当然知道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但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可以加速削弱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货币升值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改变两国的显性优势，二是通过相对资源成本价格改变甚至是扭转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对比。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后者危害更大，而这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是被忽视的。

　　那么，美国这次会成功吗？虽然还很难有定论，但笔者认为这次美国成功的概率要比广场协议大得多。因为，劳动力市场格局已定。近三十多年来，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能够新注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已大大减少。因此，美元贬值的效应将会更直接地传导到美国的实体经济。而美国的融资成本优势显著。考虑生产成本，要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降到了2.1%的历史低点，与此同时，中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3.9%，考虑到融资体系的差异，中美两国在资金成本上的差异要大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仍很脆弱。与日本在广场协议时的产业竞争力相比，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很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还很高，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还有，美国劳动力市场也呈“二元”结构。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廉价劳动力队伍，那就是合法与非法的移民，如果政策得当，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会大大缩小。虽然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可能没有大碍，但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可能首先大受影响，如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了高于机器人(不是美国的劳工)的水平，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就会启动。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奇高，也有可能成为向海外转移产能的主力。

　　为此，笔者有三点提议：高度重视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密切关注美国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悉心跟踪国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