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到浙江温州、广东东莞和佛山去调研，你会看到十分惊恐的景象：激流之中，一群又一群的“溺水者”百般挣扎，呼号连天。而在岸上，又有数群人围观，他们有的在激烈地争论是否要施以援手，有人则拿出各种款式的“救生圈”，做出援救的种种姿态。
 
　　关于要不要救的声音，基本上来自长江以北的政学两界。他们认为，这是高利贷者们咎由自取的末日，凭什么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他们？而且，即便是救了，也没有一分钱会落到实业者的手中。
 
　　持这一观点的人真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据我的观察是：资金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实业的危机，高利贷只是“岸床变窄，水位抬高”的结果呈现。
 
　　试以温州为例。在这一地区，高利贷的历史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一样悠久。此地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最早的萌芽地，早在1984年就出现了第一家民营钱庄，它的木牌子只挂出一天，就被当地政府以“不符合中央政策”为由给强行摘下了，从此，钱庄转入地下。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民营企业在信贷上所遭遇的窘境可以用三个百分之七十来形容：他们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就业人口，可是只有百分之七十的企业得到过银行的贷款，而这些贷款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一年期以内的短贷。所以，长久以来，“非法借贷”和“短贷长投”是一个普遍而危险的现象。
 
　　温州高利贷第一次爆发重大危机是在1986年，发生了死人和逃亡的“抬会事件”，最终政府以抓人和处决“会头”的方式进行了弹压。1993年的通货膨胀时期，又出现过一次。其后十四年时间，高利贷一直存在却未出现重大危机，而浙粤等地民营企业能够迅速壮大，与这里有一个活跃的民间金融环境有很大干系，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在19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历次宏观调控中，浙江和广东的民营企业比其他地方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你只要走进温州就会发现，此地民众对高利贷者并非象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咬牙切齿”，相反，其游戏规则一直比较规范——在中国历史上，民间信用从来高于政府信用——从干部到教员，很多人及家庭都有参与民间借贷的传统。
 
　　高利贷再一次拉响危机的警报，是在2007年。原因是：民营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地下钱庄市场的规模已经与之不能匹配，所以，当经济环境过热，政府以信贷控制的方式进行调控时，资金需求量在极短的时间内猛然增加，导致地下信贷市场的利息水涨船高，而各企业为了获得“救命钱”，不得不饮鸠止渴，甚至进行了极其危险的“信贷互保”，这就发生了“倒一家，垮一片”的可怕景象。
 
　　2007年到2008年，在浙江的温州、绍兴地区相继发生了大型民营企业连环倒闭风波，“飞跃事件”和“纵横事件”轰动全国，当时政府参与解困的办法是：以土地注入的方式，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帮助企业进行重组。幸运的事情随即发生，进入2009年之后，房产市场反弹火爆，最终，政府、银团和企业通过土地性质的改变及出售转让，集体解套。
 
　　那么，今天，我们的手里是否还有这样的“救生圈”？

　　再说地方政府，要象2007年那次一样，用土地来解决问题，难度也在增加，其一，地方债务平台已从三年前的2万亿元增加到了十万亿元，宏观持续吃紧，很多县市政府已“自身难保”；其二，连续20多个月的房产打压已让土地价值大幅缩水，内需转旺谁能预测？
 
　　三说商业银行。用行政性手段和窗口指导的方式“逼迫”银行给溺水者发“救生圈”，显然是不可靠的，银行从来只干“锦上添花”的事情，从本质上，他们确乎没有这样的义务。而且，银行如果完全听从政府，那么“商业”两字已可以直接去掉。
 
　　四说企业自救。溺水企业的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和产品结构亟待转型升级，二是外贸依赖度需要下降，这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达成的，而且要完成这两个任务，最好的时间点是在产销两旺的上升时期。
 
　　还有人提出两招。一是利用这次危机，全面整肃东南沿海的高利贷市场，多抓几个“吴英”出来“杀一儆百”，这招不是不能用，不过它最终的结果将是“杀百儆百”。二是让那些劳动密集型和抗风险能力弱的企业在风暴中“优胜劣汰”，通过“市场之手”来完成转型的任务，这招也不是不能用，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谁来消化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难道再让中西部承担东部转型的代价吗？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溺水的是民营企业，受伤的是整个中国经济。
 
　　对于正在激流中挣扎的溺水者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化创新的宏观目标迟迟不能启动的大前提下，他们的命运很可能是非常可悲的，岸上的人手中，其实并没有“救生圈”。眼下，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八个字是可靠的，那就是——抓住现金，听天由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