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全球市场会如此不安。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难以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这一点众所周知。投资者紧张地注意着中国是否有硬着陆的迹象，美国是否有再次陷入衰退的迹象，以及欧元区是否有分崩离析的迹象。

　　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元区，把问题一拖再拖都暂时避免了灾难的发生，但问题却变得更大、更严重。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元区，把问题一拖再拖都暂时避免了灾难的发生，但问题却变得更大、更严重。哪个经济体将是头一个在自己的问题上栽跟头的？

　　在欧洲，艰难决策的做出一直在往后拖，原因是主要参与者没有就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何会产生达成一致。德国和其他状况稍好的国家指责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肆意挥霍，他们担心早早出手相助可能使这些国家失去解决自身问题的压力。而债务国则认为，整个欧元区都失去了平衡，像德国这样更加富裕的国家应该减少出口、增加国内消费，以便使经济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其他欧洲国家则说，如果货币政策集中管理，而由各国政府决定本国的税收和支出，统一货币是无法永远存续的。此外，还有一些人警告说，从市场上获得资金的途径需要一定形式的集体保障，最好是以欧元债券的形式。不出所料，德国反对这种解决方法，因为这样做意味着财富会从核心经济体逐渐转移到周边国家，从富裕国家转移到更贫穷的国家。

　　此外，欧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和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目前正在计划的紧缩措施比其试图避免的灾难还要糟糕。他们说，欧洲大陆需要经济增长，而不止是改革和勒紧腰带，只有整个欧元区大幅扩大刺激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目前卷入欧元区危机的17个国家和四个欧洲机构将继续试图应付了事，但他们这样混日子的做法是无法持续的。市场已经对零星的改革失去了信心。对经济规模大到难以救助的意大利的质疑只会令市场动荡加剧。

　　欧洲将是第一个不能再继续拖延问题的经济体：想像一下，希腊会发生无序的债务违约，欧洲银行业会面临更多麻烦，整个欧洲大陆会陷入严重衰退。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也变得显而易见。早在四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首次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最终是无法持续的。而三年前的金融危机则早已经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严重依赖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为保证长期经济扩张（及政治稳定），北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鼓励中国消费者更多购买本土厂商生产的产品。这将需要财富从国家和国有企业大规模转移到家庭。

　　不过中国政府正在反其道而行之。面对西方市场动荡，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增加国有和民营机构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支出。这类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了近一半的比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住宅和商用房地产规模激增，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增加，从国有银行流向国有企业的廉价贷款增加。

　　事实上，改革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中国政府仍然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上投入巨资。2010年《财富》(Fortune) 500强上榜的42家中国企业中，39家是国有企业；中国百家最大上市公司中，有四分之三被政府控制；能从国有企业的成功中获益的党内官员已经在领导层内部逐渐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强烈抵制将其财富向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转移的做法。

　　中国有充足的现金和外汇储备以延缓危机的到来。但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财政压力正在加大，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中国推迟解决问题的做法也维系不了多久。

　　下面还剩下美国经济。如果没有削减福利和国防支出并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的可信计划，没有人能够重塑对美国长期财政健康的信心。美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处于60年来的低点。但别指望华盛顿会立刻给出解决方案。大选季只会加剧狭隘的党派偏见和政治僵局，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持续。

　　但无论是和欧洲还是中国相比，美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要光明的多。美国在那些能够拓展一个国家长期经济潜能的尖端技术领域仍然是领导者，这些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医疗器械、纳米技术以及云计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优势将导致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

　　美国同时具有人口优势。在欧洲，持续下降的出生率以及反对移民的情绪日益上升意味着欧洲的人口数量到2050年前最多将减少1亿。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开始收缩。到2030年，近2.5亿中国人将超过65岁，为这些人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成本会很高。

　　尽管对非法移民存在争论，到本世纪中叶美国人口数量可能从3.1亿上升至大约4.2亿。据专业机构Praxis Strategy Group的希尔（Mark Schill）估计，在2000年到2050年之间，美国的劳动力预计将增长37%，中国将减少10%，欧洲将收缩21%。

　　最后，尽管美国公众的恼怒情绪正在上升，但是相比欧洲或中国，美国不再拖延问题解决时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大选年期间不会有什么改变，但2013年为真正的财政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明年11月，共和党有可能赢得参众两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人当选总统，共和党将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以兑现其改革承诺。即使奥巴马总统再次当选，达成重大妥协的前景还是光明的。他将不受选举政治的最直接需求的摆布，并像其他连任总统一样，可能开始考虑自己将留下的遗产。

　　请别搞错了：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持续的政治僵局可能延缓急需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但一切都是相对的，眼下三大经济体中情况最好的无疑是美国。

编者注：Ian Bremmer是政治风险研究和咨询公司Eurasia Group的总裁，也是《自由市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一书的作者。Nouriel Roubini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策略研究机构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董事长，也是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