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整整十年。11月中旬，当年谈判桌旁的骁将、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他位于国贸的办公室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娓娓忆起往事。

　　多年前中国入世谈判中的重大机密由此被披露：后来遭受批评的入世第十五条议定书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拍板决定；也同样是朱镕基，在谈判的最后关头亲自出马，力挽狂澜，用第十五条议定书等条款换取了美国在中国文化市场开放、化肥专营权放开等方面的重大让步。

　　而就是这个具有歧视色彩的第十五条议定书，由于规定了“对不能证明其生产经营在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中国企业采取特殊的价格比较标准”，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国际贸易争端中处于被动地位。

　　这一本来针对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性条款此后被误读为“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由此招来一些批评之声。当初接受这一条款的现实考量、中国高层希望借这一条款倒逼中国企业以治愈其内战顽疾的良苦用心也被淹没在众多负面声音中。

　　作为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被赞为“入世功臣”的同时也被贬为“卖国贼”。他自己倒也潇洒，功过是非，任由人评说。

　　入世十年，再回首，听龙永图再忆往事，纵论中国发展前路。

　　中国入世谈判经验推动多哈回合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从日内瓦参加中国入世十年纪念活动回来，有些什么新的信息可以分享？

　　龙永图：今年12月11日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十周年，所以前几天，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个纪念活动，请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入世十年的报告。

　　根据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的要求，我在报告会上讲了一些中国入世谈判的经验。因为现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日内瓦弥漫着一种悲哀的、沮丧的气氛。拉米希望我能给大家鼓鼓气。

　　当然我不想以一个教师爷的口气去告诉他们，中国入世谈判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我讲到当时中国入世谈判取得成功，第一条就是，要有一种积极争取双赢的态度。如果在谈判桌上每一方都要表示强硬，那么这个谈判就很难得到结果。我们中国代表团在开始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多强硬的态度，其实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前日内瓦出现的僵局就是各方都很强硬，各方都不想让步。

　　第二条就是任何国际谈判都必须得到国内的支持。我们当时取得成功，主要是得到国内的极大支持，在国内形成共识。但我发现如今在日内瓦的有些谈判者在国内的沟通是很差的，他们常常不能把多哈回合谈判当中具体的问题准确地传达到国内去，形成国内的统一意见来支持他们的谈判。

　　第三条就是不要把谈判政治化，就是说贸易谈判就是贸易谈判，要注意贸易谈判的细节，如果你过分把贸易谈判政治化，实际上是造成自己将来不可能退步的局面，实际上是你自己制造了困难而不是解决了困难。

　　我讲完话后有好几位大使跟我讲，你今天跟我们讲了一堂谈判的课程。拉米也很高兴，说你讲的这几点对打开(多哈)谈判的僵局会有帮助。

　　这次有意思的是会见了一些老朋友，也听到一些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我见了主持中国十五年多边谈判的中国工作组主席、前瑞士驻WTO大使吉拉德先生。他告诉我，2001年9月13日晚上，我们把中国入世谈判几百页的协议最后敲定了，但是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盟代表团团长对中国服务业的开放还不满意，所以他准备在7点吃完饭后再发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吉拉德特别着急，宣布7点钟休会，大家吃饭，9点钟再回来。散会后吉拉德就把欧盟代表团团长请到一个饭店，在吃晚饭的时候逼着他给当时的欧盟委员，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拉米打电话。吉拉德说，我当时非常生气，这么重大问题你必须给拉米打电话，必须得到拉米的同意你才能在会上发难，否则就是破坏大家整体协商一致的意见。当时欧盟代表团团长在他的逼迫之下，给拉米打了电话。吉拉德也听到了拉米在电话里说不要再捣乱了，就参加一致意见吧。这个小故事说明当时吉拉德也好拉米也好，在关键时刻对中国的入世谈判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欧盟的代表团团长德佩尔给我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他说我们一直到1997、1998年时，还不知道中国到底有没有下决心要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到底形成一致意见没有。但他们后来听到一个传说，说中国在日内瓦湖边买了很大一块儿地，准备要建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办公室。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兴奋，他们的解读是，中国既然把地都买了，肯定国内已经同意解决入世的问题了，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日报：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

　　龙永图：是真的。我们真的买了地产，这个地是我亲自选的，就在日内瓦湖边，我们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是所有100多个代表团中唯一在湖边的代表团。他们讲的这些故事都使我们回忆起谈判当中的一些艰辛，还有做过的种种努力，中国入世确实不容易，确实是中国和世界双赢和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非市场经济地位”批评系误读

　　日报：谈判确实需要双方彼此作出妥协。关于妥协，我们注意到，最近由于中国遭遇了许多贸易摩擦，包括像反倾销，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反倾销被诉国。由此出现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入世谈判时我们不应该妥协，接受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现在回首十年前，当时我们接受那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现实考量呢？

　　龙永图：首先我要纠正的是，在我们入世协议里面没有一条所谓叫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大家通常讲的是第十五条议定书当中的，“关于判定补贴或倾销的价格比较条款”，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条款，不是政治条款。

　　决定一个中国企业是不是倾销，是不是接受了补贴，必须有一个标准。一般来说，应该按照世贸组织的标准，但是当时，美国和欧盟要强加给我们这个歧视性的条款，针对的是我们很多企业在做生意的时候，或者在生产的时候，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做事情。

　　他们觉得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他们认为很多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条件生产经营，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经济条件办事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的基本内容就是，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证明在制造生产销售过程中，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进行的，在决定他们是不是倾销或补贴的时候，就按照WTO规则进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不能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销售，就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价格比较标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应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条款，因为所有中国企业都应该按照WTO的规则来接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为什么要把中国企业分成两类呢？所以我们当时就不同意，后来为什么又同意了呢？这个同意的话也是在国务院的高层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我们在汇报的时候，我记得朱(镕基)总理就讲，说实话我们中国许多企业当中还确实存在着相互杀价、削价倾销、打“内战”的现象。

　　他当时还笑着给岚清同志、吴仪同志讲，你们外经贸部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解决吧。他说我看可以接受这个条款，以便对我们的企业形成一种压力，让他们不要再互相杀价，不要再搞低价倾销了。所以从原则上就决定接受这样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是有歧视性的，因为我们想用这个条款来换取美方的其他让步。

　　后来谈判的关键是这个条款要存在多少年。它毕竟是一个过渡性条款，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当时我们的底线是五年，但美国要求至少是十年。所以这个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纠结的谈判焦点。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条款并不是很重要，但是美方把它看做最重要的条款。因为美国人特别讲究“买保险”，这个条款再加上特保条款，就为美国企业买了一个保险，就是一旦中国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情，美国可以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处罚它。

　　当时我们在谈判中越来越觉得，美方把这个条款看得非常重，而你知道在谈判当中如果发现对方把某一条款看得很重，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比较大的让步，来换取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就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条款上的让步。

　　所以在1999年11月15日朱总理和他们最后的谈判当中，就用这个条款换取了美方很大的让步，换取了几个我们认为非常关键的让步，一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在中国销售音像制品，但是不能在中国生产音像制品和其他一些文化产品，这在当时是作为一条重要的底线来把住的。

　　第二，就是我们要继续保留化肥的专营权，必须由国有大企业来专营。美方要打破这个专营，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化肥，但是我们觉得化肥对中国农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当时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朱总理是用这个条款来换取了美方在一些实质性重大问题上的让步。

　　最后这个条款给了十五年的期限。当时我们觉得太长了一点，但是朱总理后来跟我讲，他说十五年我们企业的相互削价倾销“内战”就能解决吗？现在十年以后，看看我们中国企业，相互杀价低价倾销的问题还严重地存在着。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成为对中国企业进行倒逼机制的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后来被外界逐渐解读为，中国承诺在入世十五年以后，才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它是把一个技术性的条款，解读成一个政治性的条款。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是不需要别的国家来承认的。实际上，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讲自己是真正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OECD每年现在还给它的农民360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有人就讲在欧洲的一头牛和在美国的一头牛得到的补贴比非洲的一个劳工得到的补贴还高，这就是严重扭曲国际农业贸易政策的做法。

　　比如说美国的农业，棉花得到了大量补贴，就给非洲国家，尤其是最穷国家的棉花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完全是非市场经济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也根本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欧洲也不是，日本也不是，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市场经济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软肋，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应全面评估中国垄断行业

　　日报：现在中国入世十年了，对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化程度、企业的市场经济化程度，你怎么评价？

　　龙永图：我觉得现在经济的市场化在有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进展很快的，比如汽车业、制造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是充分竞争全面开放的结果。但是，确实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存在，群众意见也比较大，外方在市场准入上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所以有必要经过认真研究，确定哪些垄断行业必须打破，哪些垄断行业涉及国家的全局利益必须保留或者保留一段时间，应该对中国垄断行业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样才能做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对资源的垄断、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肯定是扭曲市场经济规律的，也不可能长期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逐步地解决。

　　日报：中国企业现在面对的贸易摩擦很多，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你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的倒逼之后，在桌子底下踢来踢去的那种内讧现象是不是减少一些了？

　　龙永图：我觉得中国企业打“内战”的现象，应该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特别是我们一些大企业还是这样做。我们有些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在国外销售自己的产品，也是互相拆台，我听过很多故事，我也不想点明了。

　　这些故事有时候听起来让我们很伤心。中国企业到国外做生意应该抱团才对，为什么要互相拆台呢？确实应该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在价格上能够有协调一致的看法，在招标、投资，或者大宗产品进出口上，就可以避免相互杀价。内讧的结果就造成大的利益让外国人得到了，自己得到了小头的利益，而且造成我们企业之间的相互仇视，不和谐的关系。

　　所以当时朱总理问，你们十五年以后能解决吗？入世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到十五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么？我想未必。所以要整体提高中国企业的素质，提高大家在企业经营和销售方面的诚信度，提高一种透明度，这样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中国不应承担超出国力的义务

　　日报：入世十年，从当年谈判的亲历者，后来到了博鳌论坛，又到现在的G20论坛，成为一个观察者，客观来看，你认为入世十年给中国到底带来哪些改变？

　　龙永图：带给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我们在入世谈判结束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入世十年以后，外贸进出口可以超过上万亿美元，那个时候我们才5000亿美元。我们也没有想到，在入世九年以后就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也没有想到入世以后才几年，就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但太快也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面对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面对这么好的出口形势我们怎么样加大外贸的力度，来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来逐步减少外贸顺差，减少在外汇储备上的压力，减少国外对我们顺差过大而提出的抱怨，并避免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非洲的议员说，非洲人在跑步的时候跑得太快了，快到山顶的时候就歇一歇，问他你为什么要歇一歇，他说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

　　对于中国来说，经过那么多年快速的发展，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国民素质的建设、企业文化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建设，远远落后于我们在一大堆硬指标上所取得的成果。所以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考虑怎么加强我们短腿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中国保持一定的速度是应该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今后还是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就业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在快的同时怎么解决快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入世十年的时候面对一大堆好消息时应该进行的一些反思。

　　日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很高的期望，比如在历次经济危机当中中国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龙永图：这也是我这次在日内瓦期间大家问的问题，也就是在新的经济秩序中，中国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当时我讲，我们在入世谈判中特别强调一个原则——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就是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实力就承担多大的义务。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确实不是十年前那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GDP已经从当年的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第二位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会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但是大家也应看到中国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从人均GDP来讲，还是排在全球91位，虽然这几年上升得很快，但是中国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

　　中国愿意比过去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国内对自己人讲，我们不能够把中国入世当年开放市场的承诺作为开放的一个底线，因为那个时候开放的承诺都是适合国家十年前经济和贸易实力的，现在我们贸易和经济实力大大不一样了，所以应该承担更大的开放市场的义务。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不应承担超出我们国力的义务。

　　现在美国虽然遭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这一点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经济复苏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在今后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当中和国际贸易谈判当中，美国还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

　　欧洲经济算是遭到了重挫，但是中国有句老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洲国家自身经济长期积累的力量和他们的综合国力，都不是一两次经济危机能摧毁的，所以欧洲也应该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们新兴经济体也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但只是协助而已，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他们自己，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并不是我们推卸责任。 

　　未来十年最大挑战

　　是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

　　日报：展望未来十年，你认为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或可能的难题会是什么呢？

　　龙永图：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实现中央讲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多地注重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是不是好，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社会是不是稳定和谐，第二个就是民生问题是不是得到更好地解决。所以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以后，我觉得中国以后的十年，还是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发展依然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变的，但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GDP的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世界第一第二，而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大的企业，以后要更多关注中小企业，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充满活力，不是一个大的骨架子，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肌体。我们的金融业过去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其他产业都有这样的问题，以后整个的产业导向，从整个金融的导向，都应该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外贸，我们要更多注重进口，来改善老百姓的需求，使老百姓能够充分享受外汇储备增加以后，在国际上利用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我们也要加快对外投资，使得我们中国企业能够逐步地走出去，使我们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经济得到考验，在国际的市场经济当中更加成熟更加成长，这样我国的对外开放和改革都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更加稳健，使中国发展有利于国际发展，使得国际给我们更多的尊重。

龙永图简历

●1943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

●1961年8月~1965年8月，贵州大学外语系学习。

●1965年9月~1973年5月，就职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1973年5月~1974年8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

●1974年8月~1977年9月，任经贸部六局翻译。

●1977年9月~1979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三秘。

●1979年12月~1986年4月，任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总部区域项目P4级官员等职。

●1986年4月~1992年1月，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1992年1月~1993年4月，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

●1993年4月~2003年1月，历任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部长助理、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等职。

●2003年1月~2010年7月，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等职。

●2010年7月至今，任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G20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