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制造”喜忧参半的年份。年初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一喜讯还没有散开，沿海地区就传来“美国制造”正回迁本土的消息，中国似乎又面临“制造业撤离”的风险。

　　业内人士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高、中、低端产业链条相对比较完善的少数国家，过去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是承接世界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结果，今后则必须在高端制造领域确立地位，否则“从前取得的成就也可能失去”。

　　“世界第一”的喜与忧

　　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而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留至2009年。

　　也有论者引用联合国的统计数字，发现按2011年年初的汇率计算，中国制造业产值为2.05万亿美元，而美国制造业为1.78万亿美元。

　　无论怎么说，单就数据而言，制造业在产值上超过了美国，这对中国人是个喜讯。许多分析人士称之为“历史性的超越”。事实上，中国在1830年代制造业产值曾占全球的30%，但随后爆发的鸦片战争，却将该成就打入谷底，到1900年，这个份额降至仅大约6%。之后，中国用了100多年来实现追赶。

　　其实，有更详尽的数据可以佐证中国制造能力“第一”是名副其实的。

　　比如，从基础工业数据看，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至第20名的总和；水泥产量18.6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60%；电解铝1565万吨，占世界总量65%；精炼铜产量占世界24%，而消费量占世界一半；煤炭产量32.4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5%；化肥产量占世界35%，化纤产量占世界42.6%；玻璃产量占世界50%。除了石油、乙烯，中国的基础工业产能大多名列前茅。

　　在具体产品上，中国的成绩单同样出众——汽车产量1826.47万辆，超过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25%；船舶产量占世界41.9%；工程机械占世界43%。中国还为世界生产了68%的计算机、50%的彩电、65%的冰箱、80%的空调、70%的手机、44%的洗衣机、70%的微波炉和65%的数码相机……有趣的是，随着黄金投资热在中国兴起，2010年中国还生产了340吨黄金，排名世界第一。

　　不过，中国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否可持续发展则需要探讨。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国土地、原材料和人工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很多人对“中国制造”能否保持既有优势表示担忧。

　　据报道，一些零散的“外资”撤离现象确有发生。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准备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此前中国是他们建新工厂的首选。美国ATM(银行柜员机)供应巨头NCR，已经把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也准备“回家”建厂，以此为本土创造就业岗位。

　　在珠三角地区，一家生产高端棒球碳纤维的美国企业准备迁回本土。而高端耳机制造商Sleek Audio，则要从东莞撤走。研究者就此分析，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正出现新的特征，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之风似乎悄悄刮来。

　　HIS也称，美国大可不必对失去“第一”过于悲观。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的劳动生产率优势，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2010年的制造业产出仅略低于中国，但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雇用了1亿人。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

　　广东省经贸厅的一位知情人士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国内产业结构，探索实体经济再振兴道路，鼓励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甚至从国外向国内回流。”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甚至预测，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67家，同比下降5.2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5.45亿美元，同比下降14.42%。不过，这种下降并不足为虑。因为同时，前8个月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4496家，同比增长8.6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69.72亿美元，同比增长23.12%。欧盟27国对华投资也保持增速。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没忘了提示，“2010年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还只是西欧国家的25%；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将达到西欧劳动力成本的38%。但这一增长还不足以形成转折点。”

　　华南美国商会发布的《2011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称，75.1%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主要业务转为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不再向国外出口，而在2003年该数字不到24%。因此，美资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仍是主流。

　　该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对媒体称，中国迁移到其他低成本区域的企业，大多数属于劳动力密集、低技术含量、高耗能的产品再加工制造业，通常对环境影响较大，“迁离中国也是件好事”。

　　“中国制造”的得与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对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产业市场份额及竞争力指标进行分析，中国同样位居全球首位。

　　但是，发布方反而更多谈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中国制造”面临资源环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

　　温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曾靠制造业迅速崛起的地区，因为遇到产业升级的“天花板”，反而落入融资泡沫的陷阱中。

　　事实上，“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所遇到的难题，远远比那些简单的数字更复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认为，中国制造在巨大的成就背后，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英、美、日在充当“世界工厂”角色的时候，基本掌握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国际资源充足而廉价。“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是建立在每桶只有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而中国却遇上了油价从每桶几十美元飙升至一百几十美元的时代，油价高企成为常态。

　　另外，中国在铁矿石贸易的谈判中，总是被资源垄断巨头联手盘剥，导致目前中国钢铁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威胁。

　　再有，入世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件涉及中国。

　　江涌称，在国际竞争中角逐，昔日作为“世界工厂”的英、美、日等国处于国际分工链的高端，拥有近乎傲视群雄的地位。然而，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低成本地区的“追兵”。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表示，当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缺少名牌。而越是这种低端状态，越容易受到挑战。

　　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比如，即便在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上，中国制造面临“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等问题。

　　再比如，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的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四大集团，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

　　杨帆称，反映一国制造业能力的关键是国家设备(装备)制造业。但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

　　他认为，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中国在产业升级路径上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但目前“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我们通过对中国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总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因此，“以市场换技术，很难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中国制造”的得与失，要放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观察，这甚至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金融危机爆发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是垄断在跨国公司手中的，它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垄断资本手中：一方面，跨国公司以“卖主垄断”排除了在最终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它同时在生产者市场上创造了“买主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产品不断被压低。

　　这个循环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真实购买力，也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制造”虽然干了很多活儿，但中国劳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

　　他说：“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造成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

　　只有“血拼科研”，才能掌握未来

　　对任何国家来说，真正的财富创造要靠制造业。

　　江涌认为，美国制造业虽然仍很强大，但从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他们的社会精英都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企业并购和媒体等部门，而技术创新缺乏人才储备，工程师们被边缘化，使得制造业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导致“生产力日趋萎缩、科技创新日趋衰弱、经济引擎日趋乏力”。这样，泡沫化的经济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不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可以赚大钱、赚快钱”，从事制造业的人，纷纷“弃实务虚”，直接去搞“以钱生钱”的资本游戏。

　　这正是“中国制造”需要严加防范的“腐朽”倾向。

　　杨帆也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能够控制住房地产泡沫，使过剩资本和产业资本能够用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进入泡沫经济。

　　他表示，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中后期阶段，有庞大的投资需求，钢产量是主要标志，从1949年30万吨增加到现在的6亿吨，而美国一直在1亿吨徘徊。但中国钢铁存量只有美国的50%，数年之后存量赶上美国，钢产量和经济速度都会降低。

　　“说中国经济速度逐年下降并没有错，但这是与经济结构调整、效益和质量提高同时进行的，并不意味着经济有问题，”杨帆说，“相反，速度不下来，结构不改善，才是问题；泡沫经济崩溃使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降，才是大问题。”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殷醒民认为，虽然进入新世纪(12.26,0.18,1.49%)后，中国制造业追赶美国的速度很快，不过从劳动生产率(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上看，中国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5。这主要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

　　其实，就产值规模来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并不稀奇，关键在于技术水平及相应的利润分配，“中国制造”远远达不到“美国制造”的地位。这个结论，只要看看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分布就很清楚了。

　　“中国制造”不能被世界第一的虚名所累。 从1990年代IT产业革命开始，美国的确让出了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中、低端制造业，但是在能够获取最大化利润的高端技术、专利、军工、标准、品牌、设计等领域，“美国制造”还是留在了本土。今年以来，所谓“美国制造”回流，也多是高端技术、高利润制造业。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宋晓军称，“通俗地说，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在于他是全能选手，而其他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多多少少都有点儿残疾。”他认为，这也决定了中国这名选手，要完成的技术动作，“难度系数”最高，所以必须“血拼科研”！

　　杨帆说，“有人反对自主开发，理由是投资太大，不如合资，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据他调研，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用7000万元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用1000万元人民币；“长三甲”火箭开发费用，中国也为国外的几十分之一。

　　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力资本费用低和“后发比较优势”，应该体现在技术和研发层面。中国必须在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超级产业”下大功夫，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等。

　　他表示，中国制造可以走“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加速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同时，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