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年会有一个和去年明显不同的基调。在2011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大家都带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指望靠新兴经济体和政府领导力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结果我们对新兴经济体看对了，但却错看了政府领导力。根据今年达沃斯的讨论，在2012年或许我们将看到以下场景：持续的政治瘫痪、全球经济的可能复苏和西方关于治理和经济模式的深刻自我反省。

　　上周在达沃斯参加的讨论使我确信，发达国家的政府领导力一败涂地，政治话语虚无缥缈，但世界经济已经触底，即使政府无法领导，企业已经准备前进。另外，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给西方带来了挑战，有关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反省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看看欧洲。欧元区的烂摊子是发达国家缺乏政治决心和政府领导力失败的最好样板。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在达沃斯继续喋喋不休的争吵。英国首相卡梅伦说：“欧洲有长的路要走”，必须限制过度的官僚主义和疯狂的税收增长。德国总理默克尔告诉记者：“我们德国人已经花了很多钱来援助和救助欧元区，必须注意，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实力──因为我们的发展潜力也不是无止境的，（德国自身难保）将不利于整个欧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出席有关全球经济的全体会议上，只是喃喃地泛泛而谈，说每个国家应区别对待等等，观众简直不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计划。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似乎每个人都认为他的量化宽松干得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长克劳斯•施瓦布开玩笑说，2012年可能应该更恰当地命名为德拉基年 (Year of Drahgi)，而不是龙年 (Year of Dragon)。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在有关全球经济危机和G20的讨论中，指责欧洲仍未建立一个能有效遏制危机的防火墙。“我们需要的是信心。你们在防火墙里放的资金越多，树立的信心就越多。树立的信心越多，你们就需要更少的资金。相反，如果你们在防火墙里放的资金越少，你们越犹豫，你们最终就会花更多的钱。”

　　美国怎么样呢？在达沃斯有美国参会者的私人聚会上，“政治带宽”主要被共和党罗姆尼和金里奇之间的较量所占据。美国人似乎真的相信，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会对美国和世界的福祉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全世界其他人可能更认为这个莫名其妙的选择本身就很无聊。

　　即使是中国，今年的领导层变化也很可能会面临政治惯性。上周三，在达沃斯主会场国会中心的阿斯彭会议厅，我主持了题为“中国的新背景”的专题讨论。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发言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传统智慧认为的“重新崛起的故事”，而是史无前例地迅速崛起，世界需要时间来习惯。我们一致认为，鉴于领导层的过渡，重新启动期盼已久的政治变革不太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大家想知道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是否会继续。

　　在监管改革和许多其他全球性问题上，政治分歧比比皆是。“末日博士”鲁比尼大做文章，在他参加的每一个达沃斯讨论中都声称政客们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世界就是他所称的G-Zero World。

　　与政治领域的G-Zero World相比，2012年全球经济基本面则看起来比去年好了很多。美国经济看来不会衰退，人们相信3％的经济增长预测。中国已经成功地避免硬着陆，甚至巧妙地捅破了房地产泡沫，李稻葵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9％。印度商业巨头苏尼尔•米塔尔预计印度的经济增长最差会在7％，他认为“新兴市场将在2012年推动世界经济”。广告和营销服务巨头WPP集团总裁马丁•索雷尔爵士说WPP在11个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投了大注”。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会带来更多的总需求。在一个讨论提高基础设施回报的分会上，大家提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需要930亿美元升级其基础设施。在尼日利亚，发电和配电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可以把GDP从目前的7％拉动到11％。发达经济体的总需求较为疲软，回报可以通过“人类基础设施”（human infrastructure）的投资来实现，即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源。服务业，包括医疗和教育，将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里，最新的就业机会将被创建。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正在修复。几个投行表示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公司并购案 （M&A）。虽然很少有企业领导人会公开描绘出乐观的经济前景，但许多私下的谈话使我相信，企业已经准备恢复他们的活动，新兴经济将持续增长，发达国家经济也会逐步复苏。

　　如果企业准备向前迈进，当前的问题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能做什么？西方政治领导力的持续瘫痪只会加剧人们对选举民主的有效性和市场资本主义优势的反省，以及对两者曾经完全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质疑。

　　西方模式的现状，即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在内部，“占领华尔街”聚焦西方富人和企业无止境的挥霍和收入的不平等。我在上一篇专栏里提到，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把收入不平等和相关的经济政治干扰列为今年全球面临的风险之首。现代通讯，如Facebook和Twitter让人们可以方便地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包括他们对制度的绝望。西方治理模式虽然在程序上合法，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正在被削弱。

　　从外部来看，全球化和相互关联导致新的治理模式给西方模式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在达沃斯的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会上，凯雷集团的大卫•鲁宾斯坦开玩笑地声称：除了其他更糟的模式，资本主义可能是最糟糕的的经济体系。而今天连这个说法也不见得正确。一个更理想的模式，是在政治上应该结合多元化和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并在经济上结合市场机制和长远的经济视野。

　　在日本企业高管协会组织的一场达沃斯早餐会上，我和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应邀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辩论。几家顶级的日本商界领袖分享了他们在中国投资的经验，指出中国体制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主导，但外国投资者是完全可能获得经济收益的。布雷默和我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经济还是政治所驱动。但我们一致同意，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内的决策会产生实时、深远和跨境的影响，决策者需要考虑这些影响以便减少紧张局势和风险。

　　在我看来，更有意思的问题不是哪个模式本质上更优越，而是哪个模式能更快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现实。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到来之前，世界处于一种更稳定的状态，政治上的程序合法性和经济上的市场化就足够了。但今天这个新的环境是动荡不安且充满变数的，过分依赖于程序和市场降低了体系的应变能力。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更多的情况下旧的体系无法适应，这个旧的体系打着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大旗，而实际上它昂贵、机构臃肿、缺乏竞争力、行为短期化，缺乏真正的领导力和真正的问责制。

　　复杂动荡的世界需要一个有适应能力的体系。随着互联网和社会网络的广泛使用，民意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自由表达。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让这些所有的不同意见淹没我们的体制，而是如何让体制从意见的多元化中获益。只有当领导者能带着长远的观点将多元化转化为决定性的行动，多元化才是一种实力。

　　面对所有这些关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自我反省，我们所经历的危机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在发达国家，虽然政治解决方案和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并未呈现，但企业界似乎已经准备向前迈进。在这个处于“危机疲劳”的世界，欧洲和大选前的美国政治很可能将继续陷入瘫痪，企业界似乎已经得出了结论：生活还得继续，商业投资决策需要的是分析和评估，而不是逃避。

　　今年达沃斯开会前刚下了一场66年来最大的雪，街道湿滑充满危险。达沃斯的代表们没有被大雪和湿滑的街道困在酒店里，而是穿上雪地靴，如履薄冰地穿梭于国会中心和其他场馆之间。我们没有选择等待到冰雪融化才走出酒店，世界经济也无法等到完整的政治解决方案出台后再重现活力。像达沃斯今年特别湿滑的街道一样，我们面临的经济和政治风险需要的是认识和处理，仅仅担心和惧怕是无济于事的
　　
凯闻是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亚太局局长，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新兴市场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专栏旨在关注与新兴市场和中国最为相关的国际财经政策问题, 并在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对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发表评论。您可以写信至kevinludc@gmail.com与作者联系，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