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生活方式的体现，先富起来的人可以选择高消费，这在欧美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当前人们对奢侈品消费存在争议，主要是对这种财富占有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先富未能及时带动后富，收入分配未能更多地惠及每个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是当下消费率不高的症结所在

　　贫富差距正拉大——

　　在富人将大量金钱投向奢侈品市场时，我国还有许多家庭生活艰难

　　寒冬。北京国贸。来自河北的农民工李春中在等候公共汽车时，偶尔走进国贸商城。当他看到一张张价签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只手表16万元，一个小包2万元，这样的价格让他目瞪口呆。

　　47岁的老李怎么也不明白，一只手表，就要花掉他10年的收入。这样的对比，让他十分困惑。

　　老李想不明白的事，在许多人眼里却是稀松平常：

　　去年北京车展，售价3000万元的意大利顶级跑车布加迪在开馆2小时后就被一名男子买走。如此昂贵的跑车，中国的意向客户已突破50人！而根据瑞士手表行业联合会的调查，中国已经成为瑞士表最大的出口国，售价100万美元的伯爵表很多都被中国人买走。

　　一些人辛苦1个月收入勉强过千元，一些人为了一辆名车、一块名表不惜豪掷万金，“这种巨大的反差，反映了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的事实。”长期从事消费社会学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赵卫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荆林波分析，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内地资产过千万元的富豪已达87.5万人，其中亿元富豪5.5万人，10亿元富豪1900人、百亿元富豪140人，“这是奢侈品消费增长的根本动因。”

　　然而，在富人将大量金钱投向奢侈品市场时，我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有许多家庭生活艰难。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认可的每人每天低于1.25美元的贫困标准看，我国还有上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赵卫华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制内与体制外、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在不同群体之间，区别“富人与穷人、上层与下层”的鸿沟已经形成。

　　据测算，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为2.57，1985年该比例下降到1.859；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城乡收入之比开始拉大。根据九三学社提供的发布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在一定程度上，奢侈品消费群体与正在形成的富人阶层高度重合。名车、名表、豪宅甚至游艇、私人飞机成为他们显示地位、炫耀身份的消费目标。”赵卫华说。

　　公务消费占比高——

　　由老百姓和企业埋单的公务消费，大都缺乏奢侈的正当性

　　赵卫华认为，消费是生活方式的体现，先富起来的人可以选择高消费，这在欧美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当前人们对奢侈品消费存在争议，主要是对这种财富占有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

　　在北京西郊一家以接待公务会议为主的宾馆，万宝龙笔就摆在商场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显然，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消费。这种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名笔，大多被人用公款买走，摆上了各类成功人士、政府官员的办公桌。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奢侈品牌，万宝龙1998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专卖店。到去年底，万宝龙在中国的专卖店已有150多家。中国已成为其继美国、意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费市场。

　　根据贝恩咨询公司去年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近12%，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其中用来送礼的奢侈品消费高达50%，“江诗丹顿的手表、LV的拎包、杰尼亚的领带等都是商务送礼热门首选。”

　　公款不仅消费奢侈品，还在制造奢侈品。

　　今年元旦后，53度飞天茅台批发价涨至每瓶1300元，价格涨幅高达20%，引起零售商断货、代理商囤货、炒家抢货。有人推断，假设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价格将至少降价70%。喝的不买，买的不喝——高端消费品就这样成了对价格不敏感群体的身份象征。

　　办公楼越修越气派，办公用品越来越高档……这种奢华的公务消费，其埋单者不是进行消费的公务人员自身，而是财政资金或企业赞助。

　　赵卫华认为，对于已步入奢侈消费时代的中国来说，私人奢侈消费无可厚非，而对由老百姓和企业埋单的公务消费来说，大都缺乏奢侈的正当性。

　　花钱不该太“超前”——

　　“差钱”的年轻人热衷买奢侈品，这并不正常

　　30岁的林琳每月工资加奖金算一起，收入也就6000多元，但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品追求者。“手袋、服装、眼镜……每次看到自己中意的款式上市，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直至将手里的工资花个精光。”林琳告诉记者。

　　作为家里的独女，林琳住着父母购置的房子，驾驶着男友提供的汽车，几乎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

　　有调查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人群靠自己的实力和财富来消费的只占四成，其余六成的人群是靠家庭的财富在消费，这部分人主要是30—35岁之间的年轻人。

　　在赵卫华看来，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上前台，中国家庭消费结构已经出现向下倾斜的趋势，家庭消费中子女消费成为重心。以前，子女成年后，更多承担着赡养父母、支撑家庭的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成年子女仍在接受父母的资助，占有较多家庭资源，却较少承担责任。

　　日前，有媒体对江、浙、沪网民进行了一项关于奢侈品消费的调查，结果显示，68.8%的受访者愿意自掏腰包购买奢侈品。不少年轻人为购买奢侈品不惜透支银行卡、寅食卯粮， 潇洒地成为“负(债)一代”。

　　赵卫华认为，富人通过炫耀性奢侈品消费，向社会显示身份、地位。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这种高消费会带来示范效应，使整个社会消费欲望过度膨胀，人人都想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化。

　　据介绍，在发达国家，人们用于奢侈品消费的一般占个人收入的4%左右。而在我国，一些人敢把40%的收入花在购买奢侈品上。

　　分析人士指出，消费奢侈品时，首先要保证有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来支撑，且将消费金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有些“超前”。“差钱”的年轻人热衷买奢侈品，这对于一个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来说，并不正常。

　　分配结构加快调——

　　我国虽已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但距离消费大国尚远

　　赵卫华认为，总体看，我国虽然已经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但距离消费大国尚远。国内奢侈品消费更是屡遭“未富先奢”的责难。

　　她说，先富未能及时带动后富，收入分配未能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群体，是当下消费市场难以真正启动的症结所在。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家庭平均收入大约5万元。对不少家庭来说，不仅要应付日常开支，还要面对房贷、子女教育、医疗等生活负担，实际上生活相当拮据。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不仅难以涉猎奢侈品，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奢侈品的品牌。

　　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从1992年到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最慢，且大大低于平均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4%下滑至2007年的35%。

　　荆林波认为，当前奢侈品消费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消费占比下降是一个不和谐的图像，“尽快扭转仍在拉大的收入差距、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中央已经提出，2011年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只有增加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才能实现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此外，要加强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督，清理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约束公款消费。

　　赵卫华认为，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消费心态仍以“显示身份”为主。对合法致富的新富群体来说，有了钱，当然有理由提高生活质量，但如何消费却需要保持理性，奢侈并不必然意味着幸福。有关部门要引导和鼓励新富群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支持社会上的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