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荒以及欧债危机，考验着增城市新塘镇这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牛仔服之都”。春节后的制衣厂，缺工率达到70%。人才市场的外来工大幅度减少。

　　2011年6月，新塘镇大敦村的本地治保队员和上千外来打工者发生激烈冲突，此后的半年里，当地政府开始试图给予外来务工人员更多关怀。但事件造成的裂痕，尚需更多时间来弥合。

　　漫长冬天

　　依靠大量外来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却深陷人力匮乏的困局。

　　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的这个冬天看起来要比2011年漫长。

　　已经是2012年的2月中旬了。守着冷清的厂房、蒙尘的机器、空白的账单，熊于丽感到寒冬尚未远去。

　　1月31日，大年初九，翔云服装厂的老板熊于丽放了一串鞭炮，期待着新年开店大吉。好运气老早就来了。一张价值7万元的订单在2月上旬就拿到了手。

　　2月13日，已是春节后半个多月了，满地的红色爆竹碎屑早已在雨水的冲刷下褪色入泥，她却发觉陷入了无法开工的尴尬：到现在，厂里只招到两个工人，还是亲戚介绍来的小学徒，一条牛仔裤都没做出来，7万元的订单打水漂了。

　　枯坐中，女老板教会两个小孩子“斗地主”。如此的“悠闲”，是熊于丽往年所不可想象的，2011年的这个时候，她已招到了二十多个工人，往俄罗斯卖了1万多条裤子了。

　　萧瑟的春天并不仅属于她一人。2月13日下午2点，5公里外的增城市新塘镇人才市场，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零星摆着20余张小桌子，小老板们在写满了招工广告的黑板前发着呆，满地尽是烟蒂、快餐盒、被随意丢弃的宣传单。

　　早在10年之前，新塘镇就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为“中国牛仔服装名镇”。到5年前，新塘镇的牛仔衣裤产业占到全国的50%左右，而大敦村就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以上。但现在，这一切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该进厂了，晚一天少赚一百块啦！”俊捷服装厂的董世龙焦灼地冲着观望的人群喊，希望今天能带几个人回厂，他来新塘镇人才市场招工已经十天了。但一直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他每天都要用金杯车拉十几车的人去看厂，一天却只能招到一两个人。厂里14个组的机器，如今只开动了4个组，缺工近200人，丢掉了近七成的订单。

　　尽管熟练工的工资已升至四五千元，不少老板更是想尽办法招揽员工，尤其是“长工”：设立工龄奖，工作满半年每月奖励50元；保证每月休息2至4天，提供免费洗衣、水果派送；组织员工赴深圳、珠海旅游，甚至组织集体相亲……但足以媲美公司白领的待遇却仍不足以吸引外来打工者，年初以来应者寥寥。

　　新塘镇人才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说，2008年起新塘就步入招工难的困境，2012年却像坠入冰点：“常常是一个300人的工厂，只招到30人不到的工人。大部分工厂都缺工，缺工人数都在工厂可容纳人数的一半以上，也有一半的工厂停产。”

　　大敦村是新塘镇的第一大村，是全国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地。缺工潮让这个村子失却了往日的繁忙。宽阔的六车道主干道两侧，均是三四层楼的牛仔服工厂。已过元宵节，几乎全部工厂都开了门，深蓝、深黑、浅灰等各色布料堆满一楼的仓库。整条长街安静而冷清，寥寥数个开工的工厂里，也很少能见到年轻人，只有十余个中年妇女坐在小凳上，沉默地剪着线头，甚至还有头已花白、年过六旬的老妇。

　　沿街九成的工厂门前，都挂着招聘的小黑板。记者随机走访了大敦村近150家制衣厂，调查显示：无论工厂大小，缺工均在70%以上，少则10至20人，多则100余人。依靠大量外来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却深陷人力匮乏的困局。

　　“2011年也难，但元宵节过后起码能招满七成的工人，能保障大半的机器开着。”董世龙说，“不会像2012年这样大家都吃不饱饭。”

　　“人心散了，不热闹啦。”在大敦村已居住了十余年的肖海燕说。她在大敦村隆家福超市附近有一栋三层楼房用于出租，以往居住着200余人的楼房，2012年年初只有不到100人了。无奈下，她将三分之一的房间改造成临时旅馆，一天十元钱，但入住率仍只有三成左右。

　　楼下专为外地人服务的达州菜馆，2012年1月的营业额也下降了一半，老板刘达明只能跑到东莞，为那里的工厂提供盒饭派送，依靠每天做四五百个7元盒饭，艰难撑过这段萧条岁月。

　　每到夜晚十一点，绝大多数工厂就早早关了门，整个大敦村随之陷入沉寂。

　　“回不到过去了……”一名工厂老板向记者感慨，如果是2004年前后，走入这个牛仔村，会见到每个工厂里都是满满的年轻人相伴着轰鸣的机器彻夜不眠，那是大敦村最繁华的时候，“就像一个牛仔服的海洋”。

　　“2012年的人回来得尤其少。”新塘镇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钟梅芳估计，相较2011年同期，年初居住大敦的外来人口要减少了20%左右。

　　过去，大敦村近8万名外来工如候鸟一般，每年春节回到家乡，正月十五前后陆续返归。但2012年元宵节早已过去，却有近万名打工者偏离迁徙的路线，选择了远离大敦。

　　伤口在愈合，但需要时间

　　外来工们说不清2012年大敦村的外来工减少，是不是和2011年的冲突有关，但老乡，的确是比2011年少多了。

　　工人们都去哪里了呢？

　　作为每日穿梭于新塘大街小巷的摩的司机，黄喜明最先感受到寒潮的来临。他明显感觉到新年以来，自己从汽车客运站拉到的打工仔少了，来看货的老板也少了——这个月，他的收入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

　　面对着满街的招聘广告，28岁的工人刘红兵陷入了矛盾：是该返回家乡，还是留守大敦？

　　刘红兵的大哥刘建林，选择了返回故乡四川，大哥的理由很充足：“家乡更温暖，不会被瞧不起，不容易受欺负。”在广元市的一家制衣厂工作，他每月工资3000元。刘红兵则对回乡有些恐惧：“出门十多年了，习惯了，对那个家是有点陌生的。”刘红兵最终选择了留在大敦。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并没有因为2011年增城的“6·11事件”，而觉得呆在那里不安全。

　　但在多位外来工的眼里，增城事件毕竟像一把刀在这里划下了伤口。他们说不清2012年大敦村的外来工减少，是不是和2011年的冲突有关，但老乡们，的确是比2011年少多了。

　　增城事件后，政府割掉了治安队这个令人生厌的“盲肠”，而未曾化解横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

　　外来工无法享受本地人缴纳45元即可享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很难让子女进入设施完备的大敦学校就读。秦子勇的三个侄子侄女，必须每天搭乘校车，到东莞私立学校上学，每人每学期的学杂费需2000至3000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汪广龙在2011年10月赴大敦调研。他发觉大敦村内几乎家家户户都换了新锁，且不止一把。而大敦治安队被取缔后，外地人也从不敢越界，极少进入大敦村内，只在沿街厂区及生活区内活动。双方均墨守着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封闭隔绝的交往规则。

　　多名四川外来工告诉汪广龙， 2012年7月，大敦本地人组织了一个“保卫家园”的活动，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本地人，提着钢管巡逻，禁止外地人在东江江畔玩耍。那是因为“江边一群一群的四川人总在打牌，吵吵闹闹的”。

　　现在，由于原有的治安队被取缔，村民们甚至抱怨村里的治安变差了，特别是偷盗事件明显增多。一名大敦村民的家中被盗，他一口认定这是外地人所为，理由是小偷竟然用十多条牛仔裤结成绳梯用于攀爬，“只有外地人才会在牛仔服工厂打工。”

　　流洲岛是大敦村村民种植龙眼、香蕉的地方，常有人前去偷盗。至今，大敦村旁的渡口，仍悬挂着村委会立下的一块公告牌：“各村民外来人员，本渡是为村民方便过海耕作，非营业性。为防村民农作物被偷窃……经村决定，外来人员一律不准过渡。”

　　2011年9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曾受增城市政府委托，就增城事件发生机制进行调研。她发现，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速度的断裂、政府管理质量与市场改革规模的断裂是矛盾的根源。

　　在何艳玲看来，大敦村本地人与外来工之间的问题，并非是矛盾与冲突，而是误解与隔膜。“这是长期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需要从根本上调整。我们需要去反思在大量人口涌入及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乡村治理。”

　　逃离者

　　对企业家而言，受困于欧债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年初的订单更是下降了30%。但缩水后的订单，却招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

　　等候了数日仍然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刘亚平决定撤了。2月13日，以一半的价格贱卖掉二十余万的机器，支付完仅有的5个工人的工资及厂房租金后，他关掉了已操劳8年的制衣厂。

　　“真的很累了。”刘亚平带着满心不甘与沮丧。

　　在他看来，招工难只是推倒自己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订单不稳定、原材料涨价、管理混乱及低级的产业模式，早已让这个小厂步履维艰。

　　这并不是唯一倒霉的工厂。新塘商会会长湛学驹介绍，2012年以来整个新塘已有十余家牛仔服工厂倒闭，近百家无牌无证的家庭作坊被政府查封，更多难以计数的小工厂，则走在负债连连的崩溃边缘。新塘这个声名显赫的牛仔之都，源于产业自身积弊及环境动荡，在2012年春天迎来了最为刺骨的一阵寒风。

　　牛仔服曾是新塘的骄傲所在。上世纪80年代，大敦村民还过着种植香蕉、甘蔗的农耕日子，一个港商来此办起了首家牛仔服制衣厂。随后十余年，这里的厂房如热带森林一般涌出。目前，新塘已有牛仔服生产及配套企业四千余家，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全球每销售三条牛仔裤，就有一条来自新塘。80%外来工均从事牛仔服生产的大敦村，也成为闻名的“中国牛仔第一村”。

　　但这个春天，前所未有的挑战来了。

　　一方面，日益高涨的原材料价格，困扰着工厂老板。质量好些的棉纱从几年前的每吨1万多元，上涨至如今的每吨3万多元。这让零散、弱小的牛仔服工厂在危机到来时，显得愈发弱不禁风。

　　如今，受困于劳工荒及欧债危机的影响，六成产品销往国外的新塘牛仔服行业早已风雨飘摇，2012年年初的订单更是下降了30%，利润也下降至不到5%，这意味着生产一条牛仔裤甚至赚不到一块钱。

　　在大的经济背景下，严重缩水的订单，却因为招不到工而难以完成。“车间里仅有1/5的机器在运作，整个厂现在就像个踉跄的跛子。更要命的是，工厂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债运行了，每个月一开门就损失5万块。”国力制衣厂老板傅余明说，“现在只有早死与晚死的选择了。”

　　当地最大的牛仔服交易市场——新塘服装商贸城客服专员钟璐霞告诉记者，受困于生产的惨淡，该商贸城也陷入了无货可卖的尴尬，目前一栋楼近1400间商铺，仅有40%开门营业。生意冷清，不少店主打起了麻将。只有远处停放着的近10辆重型卡车，让人能想见往日的繁华。

　　70万人的“小镇”谋变

　　新塘牛仔裤服装厂的女工围坐在光管灯下剪线头，她们旁边的墙角摞着一堆堆几乎与人等高的牛仔裤。熊靖❘摄    尽管外来工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尚无力承担，但新塘镇政府已经试图在原来冷漠疏离的工厂区里，建立起富有人情味的社区。

　　在行政区划上，新塘镇拥有50万的外来人口及22万的本地人口，规模堪比中等城市，却依然按照乡镇建制来管理。“我们现有的制度设计，没有关怀到具体的人，特别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如同漂浮在空中的孤岛被忽略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说，“就像大敦村，8万余名外来工由40余名治安队员管理，紧绷的弦总会断裂。”

　　2011年6月后，增城市政府就已开始了大力整改。措施之一是将大敦村治安队解散，用同等规模的联防队取代，并由新塘镇派出所管辖，由增城市政府及新塘镇政府各负担50%的工资。

　　措施二是建立“一站三中心”，即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工商企业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文体活动服务中心。增城市政法委副书记梁经瑜将其称为“力量下沉”，即在现有制度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用镇一级的力量推动社会管理。

　　对于公众更为关心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惠及外来工，梁经瑜则直言“负担太大”，暂时无力承担。

　　2011年7月至8月，新塘镇团委书记汤文宇曾带队赴大敦村进行调研。他们发现，对于居住在大敦的数万外来工来说，第一需求不是高工资，而是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

　　没跟着大哥回四川的刘红兵，眼看着各工厂“求贤若渴”，已经不愿再像以往那样“打长工”了。他成为了“炒更”一族。

　　“炒更”源于粤语，原指熬夜兼职，在大敦却成了“临时工”的近义词。自金融危机后，新塘牛仔服工厂所接的订单极不稳定，或要求半个月内即出货，或半个月内没有一张单，工人动辄失业，很多年轻人干脆做起了“固定散工”，工资月结或日结。这样一来自由，二来不容易欠薪，甚至能和老板谈高薪。

　　2012年春节后，在大敦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企业陷入用工荒，即使待遇相对较好，也依然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量的年轻人选择从事“炒更”，订单少时就休息，整日游荡在街头。据湛学驹估计，在整个大敦数万名的外来工中，约有五分之一是“炒更”一族。

　　“‘炒更’成了一种传染病。”刘红兵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合同，甚至连稳定的订单也没法保证，就只能通过‘炒更’来和老板谈，多要一点权益。”

　　钟梅芳在大敦村出租屋的调查中，发现近两千栋出租楼里，存在着大量“炒更”的外来工。“他们大多是80、90后，白天睡觉，晚上玩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连一张简单的登记表都无法填写完整。”

　　让钟梅芳印象最深的，是不少外来工在填写“住址”一栏时出现的困难。他们对“家在哪里”早已没有了答案。她记得一个小伙子抬起头，问：“我不知道明天会住在哪里，我怎么去写我的地址？”

　　30岁的秦子勇即属于其中一员，他在2011年一共换了十余家工厂，每家厂待不满一月。在他看来，如今大敦的牛仔服工厂与员工完全失去了联系，他甚至不知道现在老板的姓名。

　　工作之余，秦子勇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出租房所在的大道上闲逛。汇集着众多制衣厂、纺织厂、洗漂厂的这条大道上，也有着10元一晚的旅馆、2元一小时的网吧、8元一次的溜冰场。最大的休闲场所是鑫鹏百货前的广场，秦子勇喜欢在那里和年轻工人跳舞，5块钱就可以蹦跶到晚上10点。

　　2月6日，秦子勇新年进厂的第一天，他缝制了400条牛仔裤的侧边缝线，每条挣了1毛1分钱，这一天他只挣了44块钱。他也曾想像二哥秦子亮那样经商卖菜，但自己“闲散惯了，吃不了那苦”。秦子勇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身处一座漂浮在半空的孤岛，回不了家乡，也无法停靠在脚下这个城市。

　　如今，在大敦村，外来工发觉生活变得比以往要容易些了。2011年下半年，政府一口气办理了4万多张居住证，并且提供了免费的房屋租赁中介服务及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2011年9月，新塘镇政府还购买了社工服务，广州协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两名社工常驻大敦，试图在原来冷漠疏离的工厂区里，建立起富有人情味的社区。

　　2月13日下午，走进大敦村文体活动中心，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正围聚在老师旁学画画。这是大敦社区特有的“四点半成长空间”，任何孩子放学后，都可以在这儿得到志愿者的辅导。来自湖北的叶娜，和来自大敦村的卢汝湘成为了好朋友，合作把一朵向日葵画得灿烂又耀眼。

　　她俩都觉得：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其实并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