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发达国家走向长期财政紧缩之路；西方“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债务问题的解决倒逼一体化进程；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模式转型之痛；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形成；

　　资本主义制度和模式改革进入关键期

　　国际金融危机和美欧主权债务困境，凸显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新的瓶颈期，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今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表明论坛已充分认识到目前全球各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

　　如何在变革中找到新的模式、新的治理机制，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任务。

　　美欧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

　　经过多年的“去工业化”，西方国家基本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稳居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全球化又使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产业向外包方向发展，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加剧。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虚拟经济的逐年膨胀，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萎缩。1980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21.6%降到9.1%。

　　欧洲金融服务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发展，大量制造业外迁也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1996～2007年，欧洲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西方国家长期失业现象越来越突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美面临的长期失业形容为国家危机。丹麦首相施密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即便是“宇宙总统”，第一任务仍然是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西方再次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把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提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提升“再工业化”进程。

　　然而，经过多年全球化的发展，外迁工业整体回归已不可能，劳动力成本畸高，便捷的零部件、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集群效益，都表明全球化发展已不可逆；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抢占制高点，才是全球竞争力取胜的王道，也才有机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弥补发达国家的就业“黑洞”。

　　因此，再工业化是再造一个新的实体，是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的崛起；是在继续强化传统产业既有优势的同时，努力在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在全球化大潮已不可逆、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走向长期财政紧缩之路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借贷，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行动，导致发达国家债务不堪重负。据IMF的数据，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09%。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财政紧缩势在必行。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面临着来自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压力：财政紧缩的紧迫性与促增长的急切性相互矛盾。发达经济体面临确保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财政整顿的双重任务，如何在不引发再次衰退的前提下，减少债务总额，是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难题。财政紧缩导致西方社会党争激烈，经济复苏亦受制约。民主议会制度，一向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国家兜售其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但西方的财政窘境导致各党派在财政领域的角力更加激烈，都在争取将有限的财力运用于自身代表的利益集团，成为影响政府财政工具正常使用的羁绊，这在美国国会争夺财政预算方面表现十分明显。财政预算上的政治僵局，影响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掣肘。

　　西方“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向往的样板，但在主权债务危机阴影的笼罩下，失去了其诱人的色彩。高福利带来的高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削弱了竞争力，贸易逆差积聚。为弥补贸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场融资，财政主权被市场所控制。高福利制度被视为欧债危机的推手。

　　欧洲国家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失业现象，在不少国家，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

　　西方国家已普遍迈入人口老龄化，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已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30%。

　　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要帮助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应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促进竞争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财政负担的重压下，欧洲国家“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个别国家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支出，但遭遇民众的强烈反弹，欧洲社会矛盾激化；“去福利化”阻力重重。

　　债务问题的解决倒逼一体化进程

　　欧元区国家共同拥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各国财政预算也缺乏必要的监管，因此十多年来欧洲经济一体化跛足前行。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各国面对危机冲击时手段不足，过多依赖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欧债危机提示欧洲国家要从制度的设计方面，去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欧债危机使欧元区国家深刻认识到欧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离的致命缺陷，欧盟26国已就推动欧元区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达成共识。德国总理默克尔评价：欧洲财政联盟开启了欧洲融合的新阶段，欧洲一体化掀开了新篇章。

　　虽然目前欧元区国家尚在欧债危机的迷雾中徘徊，但一旦走出危机，人们会发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已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欧元区国家又站在了领跑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起点之上。

　　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模式转型之痛

　　经过多年的持续双速增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反差加大，快速改写着世界经济的版图。继巴西2010年超过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之后，2011年又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英《经济学家》杂志预测，2013年印度将取代巴西，而2014年巴西又将超过法国重返第六位。这样，世界经济的前6名排序中，将有3个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据IMF数据，最近两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过去的30%升至60%以上，经济总量占比也从30%升至一半以上。今后两年，中国、印度、巴西仍将领跑全球经济复苏。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5%，其中中国将增长8.4%，印度为6.8%，巴西尽管增长放缓但仍将达到3.4%，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大转型。

　　拥有30亿人口的新兴经济体还有望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净需求方，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并重发展。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收了全球52%的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新兴经济体地位持续上升，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不断增强，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诸多压力，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增大、出口下降、资本流动逆转、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增速下滑等。许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多以出口为导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减速与需求下降必然会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将反作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外贸出口，中国、印度等经济增长减速，贸易顺差收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出口为主导转向以内需为主导，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受人掣肘的风险，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是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当务之急。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形成

　　目前，美债务高达15.23万亿美元，已占美国GDP的100%。长期预测显示，美债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继续增加。美国经济必须每年至少增长6%，才能跟上债务增加的步伐。美国财政失衡根深蒂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靠减赤增收很难明显减债，美国债务困局已呈现常态化趋势。

　　美国应对巨额债务的主要手段至今仍是债务货币化，通过美元贬值，稀释债务。迹象显示，美联储已在积极准备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措施。这种手段看似能解决问题，使美债暂不至于违约，但实际是在过度透支美元霸权。虽然目前美元和美元资产仍是投资主要避险产品，但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出现转变端倪，美元的避险作用将会下降，美元弱化的速度也必然会加剧。事实上，美债上限危机和美国债首失3A信用等级等接二连三的美国债务风险，已对美元的信誉产生了隐性损害。

　　美元既是美国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改革“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元计价产品占全球外汇资产份额已从2000年的71%降至2011年的60%。德意志银行分析师预测，2020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将由目前的60%降至5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和拥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日益走强。人民币国际化也驶入快车道，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已初具态势。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逐步扩大。

　　西方制度和模式改革进入关键期

　　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采取发债的方式拯救金融机构，实际是变相的“劫贫济富”，即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金融机构。美国家庭财富从2007年的66万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8.5万亿美元，缩水17.5万亿美元。但是，少数富豪财富却继续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指出，目前全球6100万人掌握着相当于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而全球平均每3个工人中就有1人失业或生活在贫困状态，共计约11亿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收入和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今不如昔。

　　贫富差距拉大、失业和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导致发达国家进入政局和社会冲突多发期。美国的茶党横空出世，富人成为众矢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席卷100多个城市，这个组织松散的运动已成功地在总统选举年把经济不公正的问题提到醒目位置。奥巴马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不得不直面经济不公正问题，承诺要改革税制，让富人承担相应责任，建立公平的经济体系。

　　每次危机都会带来制度的革新和改良，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美欧主权债务困境也不例外，其根源都是经济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与模式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模式需要尽快改良和适应当前世界经济的转型，否则将面临更深刻的危机与动荡。正如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的那样：“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资本主义未来选择怎样的模式，如何改革现有的制度都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思考。

　　美国经济的深度调整

　　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性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约束金融资本、改善实体经济等方面取得进展，但贸易保护和转嫁危机成本也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损害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给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引发美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深刻反思，并相应作出重大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变革涉及方方面面，核心的目的是恢复美国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并重振美国经济实力。

　　奥巴马“新政”指向

　　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后通常伴随着一定的改革和调整。奥巴马通过非常规的银行救助、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稳定局面后，启动了以加强银行监管、医疗保险改革和新能源计划为标志的改革，并将重振制造业和降低失业率视为经济战略的突破口，以缩小贸易逆差和削减财政赤字，并为长期的经济调整奠定基础。

　　将规范虚拟经济和振兴实体经济作为调结构的核心。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除延续小布什政府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外，还推动国会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对过度的金融创新或复杂金融产品使用作出限制，以化解系统性风险。在规范金融的同时，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工会为重要选民基础的奥巴马将振兴制造业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他不顾共和党的反对，实施以投资基础设施、新能源和减税为主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计划”，其中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的新能源开发计划备受关注。此外，奥巴马政府还以股权购置的方式动用650亿美元救助陷入困境的汽车业，以保住美国制造业的一面旗帜。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的发展战略。

　　将经济再平衡视为调整的重要手段。

　　利用G20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框架，美国将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尤其是中美经济再平衡作为贸易政策的核心。为配合实体经济发展和推动“再平衡”，奥巴马提出“促进出口战略”，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计划，力图在实现五年出口翻番的基础上，构建起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自贸区。同时也开始推动国内经济的再平衡，通过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削减军费和福利开支缩小预算赤字。

　　将确保美元地位和经济主导权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

　　奥巴马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美国预算赤字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一万亿美元，而长期的赤字使美国国债在2011年5月超过14.3万亿美元。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的政治斗争和国债占美国GDP继续上升的前景，引发美国国债历史上首次失去3A评级。

　　面对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社会总债务高达55万亿美元的境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再次发出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减少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呼声。为加快复苏并减轻债务负担，美国除将基准利率保持在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外，还通过量化宽松、“扭转操作”的货币政策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催生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泡沫。美元泛滥进一步削弱了美元信用，但美国通过信用评级机构不断放大欧债危机，通过政治高压力图迫使人民币持续升值，竭力捍卫美元地位。

　　美国转型步履蹒跚

　　在多种政策手段的作用下，美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尽管步履维艰，但取得相当进展。银行资本金充足，制造业实现扩张，失业率有所下降，显示经济活力正在逐渐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制约、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和结构调整的长期性，美国经济转型还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亮点在于制造业的迅速扩张。汽车制造业是美国制造业最大部门，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增长和美国汽车需求的恢复，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巨头均表现不俗。乐观地预计，今年美国新车销量可达1380万辆，距被认为是健康市场汽车销量水准的1400万辆仅一步之遥。

　　以汽车业的复兴为标志，美国制造业扩张势头看好。据美国制造技术协会和美国机械工具批发商协会最新统计，2011年制造技术订单总额达45.3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80.5%，创造了15年来的第二个高峰。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也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30个月扩张，且扩张速度继续加快。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正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其快速复苏为2012年的行业发展提振了信心。截至2011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已经保持连续10个季度复苏，失业率也从2009年10月份的10.2%降至目前的8.3%。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刘戒骄认为，尽管美国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标准高的制约，但它仍拥有全球规模第二大、最先进的制造业。1980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877万人，但制造业增加值却从5840亿美元增加到17180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降幅不大。

　　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和就业的拉动并非一马平川。首先，尽管美国在信息产品、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但并未形成如上世纪90年代IT技术那样的领先地位。以汽车为例，美国、日本和德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差距并不明显。美国汽车业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同美国借助丰田汽车技术缺陷和戴姆勒行贿事件打压竞争对手有关。其次，美国制造业无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供应链和产业集群、靠近市场等多种因素，已经转移到海外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也难以回流。再有，即使美国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全面复苏，也很难大幅促进就业。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当前美国制造业岗位总数为1180万个，而1979年峰值时达1960万个。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净增加工作岗位195.3万个，其中仅有23.5万个来自制造业。

　　除此之外，美国经济调整还面临着政治、社会和国际方面的制约。

　　就政治而言，面临2012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对奥巴马发出挑战，总统和国会围绕经济政策、财税政策、年度预算案的新一轮斗争才刚刚开始。两党的分歧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美国无法在重大的经济政策上形成共识。如果大选年奥巴马谋求连任失败，美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和力度可能生变。

　　就社会而言，尽管奥巴马和民主党强行在国会通过《医疗保险改革法》，但该法能否持续发挥效用而不被共和党推翻，能否在中长期缩小美国的医保开支值得怀疑。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美国医疗支出2025年将占到GDP的25%。日益沉重的医疗负担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

　　就经济前景而言，由于国债总额继续上升，到2020年左右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如果债务还本付息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债务占GDP的比重将逐步缩小，债务危机的风险将逐步化解。否则情况不堪设想。巨额债务使美国经济复苏道路漫长，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二次探底的风险。如果再考虑到持续低迷的房市、美国州和地方的债务风险，美国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就国际层面而言，欧债危机下欧洲经济的疲弱、大地震后日本产业链的断裂和经济持续低迷、新兴市场国家日益严重的通胀风险、中东北非局势的长期动荡等，均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中美经济密不可分的影响

　　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美国经济转型对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本身造成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推动制造业回流，承诺将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其留在美国，而美国的再工业化势必减缓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过去几年间，福特、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及联合技术旗下的奥的斯电梯等企业纷纷宣布制造业创造就业计划。福特去年11月已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

　　美国经济转型和扩大出口，并非完全遵守市场竞争规则，而是凭借国内法和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权谋求私利。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国际分工的产物，是借贷消费和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结果，但美国却一味指责中国压低汇率搞不正当竞争并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渠道要求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考虑到通胀因素，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7%，但美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双反”调查超过小布什执政的8年。在美国大力发展新能源谋求新产业制高点的同时，却对中国的风能加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明确将中国列为经济竞争者，宣布将设立新的贸易执法部门，专门“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在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中，美国促出口、减债务的最佳手段是继续放宽货币供给，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转嫁危机并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泡沫经济的体制能力尚待加强，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外汇储备缩水和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压力。美国会否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否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新一轮压力，会否通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平台为中国“量身打造”新的贸易金融规则，都将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转型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使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主权债务危机下的欧洲转型

　　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在债务违约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压力下，都在加速推进改革，为经济转型减负

　　在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转型，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赢得市场先机。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属于发达社会，经济较为成熟，但其经济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却变得非常缓慢，在与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转型压力日渐增大。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初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欧洲经济结构性改革更为迫切，但同时也更为艰难。

　　高福利制度拖累欧洲经济转型

　　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改变。

　　一是劳工市场严重僵化，缺乏灵活性。西欧大陆主要国家普遍重视对工作岗位的保护，企业要解雇一名工人很不容易，不仅要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而且往往根本解雇不了。工会组织拥有工资的集体议价权，也使得劳动成本不易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雇用新人，尤其是年轻人求职无门。因此，社会上也就出现了这样两个阶层，一个是有工作的，特别是那些在公用部门的职员，他们的工作得到保护，很轻松地就能有终身稳定的收入；另一个阶层是没有工作的，而且即使他们愿意工作也没有机会。

　　二是企业税负过高。西欧国家为维持失业救济、医疗服务等高福利制度，必须加大对企业的征税力度，从而抬升了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大量外迁，结果一方面增加了当地的失业率，同时由于企业和生产活动减少，政府税收也大量减少，维持高福利制度更为困难，导致西欧国家政府赤字和负债率连续多年超过欧盟条约规定的标准。

　　三是各种福利补贴过多，既挤占了政府有限的资金，也不利于鼓励民众就业。此外，西欧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高，高工资税以及众多的繁文缛节也使创办新公司非常困难，这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率的提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欧洲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发展模式带来更严重的冲击，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先后被迫接受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继续向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蔓延。欧洲国家包括英、法、德等国被迫多次实施大规模紧缩政策，社会福利遭进一步削减，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27国年龄在25岁以下的青年平均失业率达20.4%，其中西班牙和希腊青年人失业率将近50%。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普遍上升，看不到未来生活会变好的希望，对政治人物、主流政党以及国家发展方向也失去信心。

　　多年来，欧洲各国政治领导人对本国的结构性改革也都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几乎每年都有的大大小小的选举压力下，政治人物往往缺乏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勇气，试图修修补补，勉强维持，导致问题和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以来，在债务危机冲击下，爱尔兰、葡萄牙、斯洛伐克，以及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先后政权更迭。欧洲国家此轮政权更迭虽然和平，但绝对不正常。先后倒台的这些政府均未完成任期，比如希腊的帕潘德里欧政府2009年才开始执政，并且因为勇敢揭露前任新民主党政府“做假账”的行为，得到了欧盟内同行的好评。但此后由于实施系列紧缩政策，引发国内民众强烈反弹，罢工示威游行不断，政府执政如履薄冰，总理帕潘德里欧被迫抛出不成熟的“公投”议题，最终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宣布辞职。爱尔兰、葡萄牙以及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垮台政府都曾在选举中大胜，是在选民的期待中上台的，但都没有达到选民的期望，并没有比原执政党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民主游戏并没有成功选出让选民满意的政府。无论是换党或者是换人执政，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这是欧洲所谓民主政治的困境所在。民众感到幻灭，因为政治人物和主流政党都不可信。执政党支持率低迷并不是因为反对党有多好，反对党支持率上升也并不说明民众对其真正信任。比如2011年5月西班牙爆发的反体制示威游行，民众无论对执政的还是在野的政党都不相信也不满意。

　　事实上，欧洲出现危机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其当前困境正是各党派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了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各党派竞相提价，向选民作出很多不切实际、对经济和国家长远发展有害的承诺，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退休金，等等。上台后，执政党也竞相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大肆安插自己人马，导致公共部门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国家支出随之不断膨胀。在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靠借贷度日，长年累月下去，导致问题积重难返，形成了当前令人生畏的“债务山”。比如希腊债务近4000亿欧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0%，意大利债务总额1.9万亿欧元，占到GDP的120%。在债务危机面前，各政党仍出于政治私利和选举考虑相互掣肘，也就是说，国家前途命运似乎并不是这些政党的首要考虑，赢得选举胜利才是最优先考虑。意大利本来经济基本面尚好，不至于引发市场强烈恐慌，意大利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市场和投资者的信任危机，即不相信意大利的政治人物和政党有意愿和能力解决危机。

　　外部环境恶化，加剧了欧洲国家的转型困境。一方面，急需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正是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预计葡萄牙经济2011年将萎缩1.9%，2012年将继续萎缩3%；希腊经济2011年将萎缩5.5%，2012年将继续萎缩2.8%。这些国家当前都在大力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大力削减预算，很难有余力向创新型产业或教育投资。而且这些国家的改革举步维艰，随时可能遭到民众激烈反对，示威罢工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发展趋于下滑，各国均大力推动出口，试图以此提振本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的对外出口更为困难，南欧国家想要靠出口走出债务危机也不太现实。

　　欧洲正在加速推进改革

　　尽管结构性改革困难重重，但对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发展已到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不改革不转型绝对是死路一条，因此，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在债务违约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压力下，都在加速推进改革，为经济转型减负。

　　在债务危机的刺激下，欧盟一直都在强调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重要性。在欧盟以及所谓“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反复要求下，加上债务危机的扩大蔓延，欧洲国家相继出台了大规模财政改革措施，形成了全欧范围内的财政紧缩和福利制度改革风潮，包括大幅削减养老金及失业和医疗等多种补贴、提高退休年龄、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等。

　　与以往各成员国自主采取紧缩政策相比，此次欧盟范围内的财政改革凸显出全面、同步、相互监督、相互比照的特点，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债务危机以及欧盟压力而采取的被动行为。

　　虽然福利制度特别是用工制度等结构性改革是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由于各国国情、文化不同，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改革难度也不相同。

　　目前，欧洲国家都在大力推进经济向知识型、智能型转型。根据欧盟2010年3月3日公布的“欧洲2020战略”，欧洲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放在三个方面：发展以知识和创新为主的智能经济；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就业水平，加强社会凝聚力。“欧洲2020战略”还提出了5项核心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20岁到64岁人群的就业率达到75%；将欧盟3%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研发；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0%，将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至20%，将能效提高20%；将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数控制在10%以下，让30岁到34岁的人中至少40%接受过高等教育；将按照各国贫困线划定的贫困人口减少25%，即将面临贫困威胁的人数降低到2000万人以下等。

　　在债务危机仍在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国家要实现上述目标无疑十分困难，但鉴于德国成功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北欧国家顺利转型的例子，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仍有成功渡过危机，推动经济转型的可能。

　　欧洲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循序渐进。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就业受到保护，西欧国家公共部门的职员以及大型私营企业的雇员基本上都是终身制，很难被解雇。在法国，因解雇而发生的法律纠纷中，2/3的案件以雇员的胜诉告终，而且诉讼耗时费力。福利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民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国家的高度保护。这体现在各种失业补贴、卫生保健、养老金等方面。这些保护具有刚性，一旦形成，很难削减。我国当前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对于正处于经济快速成长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适宜的，但应从长远考虑，逐步推进。

　　二是及时发现经济发展中的不良苗头，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已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甚至西班牙银行都多次发出警告，要求西班牙政府及早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西班牙政府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温和，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导致泡沫越酿越大，并最终破灭，教训十分深刻。

　　三是保持工业和实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恰当比重。

　　当前欧洲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普遍工业实力较弱，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除有限的、基本不具备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特别是希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靠旅游业和航运业，而这两项产业都极易受外部因素影响。法国长期贸易赤字较大，显示其工业竞争力较弱。英国则过于依赖金融等服务业。德国则因工业基础好，竞争力强，才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有良好表现。现在法国和英国国内都出现了再工业化的呼声，但重建工业体系谈何容易。

　　四是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力度。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发达，北欧国家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研发投入力度大，因此其经济体质较好，可持续发展性强。国家应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和高科技领域的投入，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人力支撑。

　　转型迟滞的日本镜鉴

　　进入经济停滞阶段后，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够高明，说到底，是改革的滞后

　　曾几何时，日本“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模仿的对象。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突然沉沦，至今20年，GDP规模止步不前，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也被中国取代。与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其中既有经济基础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政府决策失误的因素。

　　回看日本长期较高速增长之因

　　——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兼顾效率与公平。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面临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能够越过这个关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期，不仅实现了“相对共同的富裕”，而且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由技术进步来推动，由市场来推动，更有效率，也更有后劲。

　　——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

　　民间大企业作为经济活力的中心源，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以丰田汽车为例，它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子公司、孙公司，也有与其等量齐观的合作企业，更多的则是通过承接丰田的零部件等订单实现稳定发展的中小企业。作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小企业接纳了大多数的就业人口，而其中又有很多是从农村地区迁移至城市的青壮年，使过去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收入。而青壮年迁移至城市，又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扩大了消费基础、提高了消费水平，从而为高速增长产生的大量供给提供了必要需求，实现了经济良性循环。城市化培养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从另一个侧面也使日本的社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避免了许多后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社会动荡。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条件。

　　外向型经济的确立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日本得益于冷战格局下特殊的“全球化”，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引擎”，在日本发展的前半期对其帮助甚多。首先，美国对日本实际上是不对称开放，即美国对日本产品进口尺度较宽，但默许日本封闭本国市场。其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长期维持1美元兑360日元的汇率，被低估的日元币值无疑增强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大大提升了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初期，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模仿的同时进行创新，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保证了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

　　日本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相对较大。与信仰自由主义的欧美不同，日本素来强调国家的作用。日本并没有因被美国占领而完全引进美式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政府“指导”经济的日本模式二战后得以延续。

　　据日本经济学家的测算，1960～1973年即所谓高速增长期，贡献最大的是资本投入的不断上升。国家通过对有增长前景的新兴产业实施保护培育政策，如提供低息贷款、出口税收优惠及优先提供外币配额等，调控投资的方向，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国家对金融、证券和保险业实行强势管制，大藏省(即现在的财务省)则采取所谓的“护送船队”式的金融行政体制，对那些因经营问题而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为了让它们可以继续生存，日本的行政官厅通常会出面干涉，保持这一行业全体的稳定性。这种保护，在“经济培育期”是无可厚非的，进入成熟期后其弊病才逐渐显露。

　　其次，日本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强力投资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因为地理与历史条件优越，发展最快。在高速发展中，这种差距有可能会越来越大。但在政治家的层面，他们又有动力去实现经济平衡，原因在于那些不发达地方往往是执政的自民党许多议员的票田，因此，政治家希望国家增加投资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自己增加选票。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投资建设”(即基建)就应运而生。从1966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发行建设国债来推动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不发达地区的基建投资，不仅使这些地方旧貌换新颜，也使以建筑业为中心的地方经济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是日本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政府对港口、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完善投资环境、促进物流畅通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有，促进制度与法律建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所保障的政治清明与交易成本的下降，是日本能够顺利发展的另一项重要保证。日本的法律繁杂，日本人对法律也较为尊重，以法律为准绳，辅之以社会规则，整个日本社会呈现秩序井然的景象。虽然在外界看来，这样的日本社会缺乏灵活性，特别表现在如“3·11”地震那样的危机情况下，“无法律依据而不为”显得过于死板，但在平时，秩序性可以大大削减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投资、交易提供可以预期的前景。

　　日本为何陷入长期停滞

　　以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为转折点，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从根本上说是由日本模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前川报告”已经警告日本经济要实现结构性转型，将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等，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但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制造业出口，一旦外需市场出现波动，日本经济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即便是菅直人和野田内阁所提出来的“经济增长计划”，也是将目标瞄准亚洲的新富裕阶层，欲借此推动日本产品的出口。

　　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又恰逢全球化的开端，新兴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迅速崛起，而新兴国家又大多同样以出口导向型为其发展模式。日本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其各方面的成本均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随着新兴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原先日本占有优势的机电、电子产品，其领先位置也一步步丧失，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被超过，日本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最近索尼、松下等相继出现高赤字，就很能证明这一点。

　　全球化也意味着资本与产业转移的门槛大大降低。既然在国内生产面临高成本的压力，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的海外转移从大企业起步，现在中型企业也大规模向外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与政府税收，GDP难以增长就情有可原了。

　　老龄化加速经济收缩。

　　老龄化也是日本发展的桎梏。2010年日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日本总人口的40%。

　　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多，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萎缩。对于一个现在还依靠外需来维持经济的国家而言，内需缺乏挖掘潜力，其影响更为致命。老年人有钱，但消费意愿低；年轻人消费意愿高，但缺乏余钱。日本的法律对亲属间的赠与也规定了较高的税额，这就更削弱了年轻人的购买力。而且，不仅老龄人口增加，总人口也呈现逐步萎缩的趋势，日本制造业不得不依靠外需，这就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从着手，延宕至今，导致日本始终处于经济不断收缩的困境之中。

　　对经济停滞的政府应对

　　从政府决策的角度看，在进入经济停滞阶段后，关键是如何根据新形势与时俱进，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够高明，说到底，是改革的滞后。一些人认为，政局不稳是其停滞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局不稳是停滞的果，而非因。

　　其一，迷信高速增长阶段的“投资法宝”。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公共投资比重很高，大约是欧洲国家的10倍。GDP增长的相当大一部分也是靠这种投资来拉动。问题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政府仍然认为，目前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相信政府投资不仅可以创造需求，还可以创造就业。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不惜大举增加国债水平，通过投资基建来刺激经济。如1998～1999年仅担任了20个月首相的小渊惠三，在其任期内就发行了84万亿日元国债，被称为“世界第一债务人”。这个阶段的政府投资，效率极其低下，无法激活经济，反而滋生了许多腐败。其结果只是让日本债台高筑。小泉时代曾想扭转这种趋势，但遭遇重重阻力，小泉下台后，无论是自民党的安倍、麻生，还是民主党的鸠山、菅直人，实际上仍然在走老路。

　　其二，对既得利益阶层无可奈何。比如官僚，在经济赶超阶段，官僚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在利益均沾的时代，他们手中握有的重权，民众也不太在意。然而经济陷入停顿之后，这种权力就成为经济活力提升的障碍。议员希望为地方争取基建项目来争取选票，于是官僚通过与议员合作，将资金投入该地区，来争取好处。这是日本版的“跑部钱进”。拮据的财政资源被利益集团随意分配，必然造成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同时政府通过各种规定来对行业进行限制，直接损害了经济的活力；他们也成了抗拒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因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权威超过历届首相的小泉在位时，也无法真正动摇他们手中的权力。

　　民主制度对改革的阻碍在日本也显得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执政党不敢增税、不敢动老人的福利。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已经超过GDP的两倍，财政拮据，但为了将7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医自身负担额度从原来的10%提高到20%，就遇到了天大的阻力，从小泉内阁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决。原因就在于日本的老人群体大，而且他们的投票意愿比年轻人要强很多，谁都不敢惹。

　　其三，对老龄化与人口减少缺乏正确的应对措施。老龄化与人口减少都是造成需求不足的因素，但并非绝对必然如此。政府因财政拮据，不能靠公共消费来创造需求，那么必须依靠民间需求来推动。两极分化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的突出现象，这大概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共有的现象，两极分化对消费的增长有负面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再分配来实现较为公平的财产分布，刺激较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欲望。但现实是，日本原本的累进税制，经过多次减税后，已经难以起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桥本内阁时将消费税率提高到5%，曾使景气恢复的过程中断，而野田最近提出的将消费税率从目前的5%提高到2015年的10%，则更有逆累进税的功能，如果缺乏配套措施，必然会进一步打击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从而对扩大国内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其四，对进一步开放畏首畏尾。泡沫经济后日本的衰退，按照辜朝明等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一种“资产负债表式衰退”，表现在企业或者个人在泡沫经济后因资产大幅缩水导致债务大量增加，企业与个人最理性的做法是将收入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进行再投资。因此，投资不足一直是困扰日本经济的痼疾。此时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引进外资，虽然日本制造业成本高，但有许多行业外资还是愿意进入的。但日本却对外资始终抱有敌意，对外资进入有许多明的暗的障碍。再比如日本劳动力老化、减少，按常理应该引进劳动力，但匪夷所思的是仅有的几个劳务引进的窗口比如菲律宾的护工行业，门槛之高令人咋舌，以至于没有几个人能够通过日本有关部门的考试得以进入日本就业。近几年，日本的首相屡屡说要实现“第三次开国”，意思是要实现更开放的日本，但时至今日，还是说得多，做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