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1999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美谈判的关键之年，这一年，中美谈判日益频繁。期间也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中断，11月，重启后的谈判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魏建国(微博)日前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起那段谈判历程用了“最艰难的一段”来形容。11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14日晚，谈判破裂；美国代表团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

　　“连行李都装车了”， 魏建国回忆道，在中方的坚持下，谈判于15日凌晨3点继续进行，“美方以巴尔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代表团态度非常强硬。围绕着汽车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过渡期条款、准入标准，甚至电影大片的引进数量，等等，双方争执不下。”

　　然而，转机也正是发生在这“漫长”的一天。魏建国向记者讲述到，一大早， “我身旁的红机电话响了。对方直接问，‘入世谈判在你们部里什么地方’，我问对方哪个单位，对方回答国办，并且告诉我说，‘镕基总理的车子快到你们部里了，他要直接去谈判现场’。”

　　时值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知道吴仪国务委员肯定要来，但朱总理亲自出马是绝对没料想到的，应该是临时决定的”，魏建国说，“总理坐镇谈判之后，使得谈判柳暗花明，在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刻，使得双方的谈判向前迈进了历史关键的一步。”

　　这之后的谈判，不超过1小时。美方终于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对于这最后一“役”，近日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也进行了回顾，朱镕基评价认为“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经过多轮的双边以及多边谈判，2001年12月11日，在卡塔尔的多哈，时任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的卡迈勒，敲响了标志中国自此进入了WTO大门的一槌。

　　机遇最重要

　　“卡迈勒敲响中国入世那一槌的定格照片，我特别喜欢”， 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的魏建国对本刊记者表示，“从此，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接轨。既为全球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受益者，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了更加开放的外部市场环境。“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地增长，纺织品井喷式地出口”，对比入世前的境况，出任过商务部副部长的魏建国说，“每年纺织品出口，花费在同欧美谈判上的时间比我们自己出口的时间不知道多多少倍，更不知道难多少。不仅有主动配额，还有被动配额。中国的纺织品行业一直处在限制和压力之下。”

　　“尽管在农业等部分领域存在着一些让步，但中国入世以来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不利之处”，魏建国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这些都是和入世分不开的。入世是中国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历史机遇。

　　“WTO谈判比在奥运会上竞技还要难。入世的谈判是跟每个国家都要谈，而且每个国家的要价都不一样”，在本刊记者提及关于“在少数领域当初的让步是否有一点大”的专家质疑时，魏建国表示，“这一问题在入世时讨论就很多，应该说所有的谈判方案都经过中央长时间推敲研究，最终获得批准，应该说很多问题也都和各个部委进行了商量。”

　　“如果说不足的话，我认为最大的不足就是跟有关部门充分的沟通和协商相对少，反映有关问题的情况不够及时、全面和准确，但因为时间关系，是情有可原的。最终各部门的要求都得到了表达，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不存在让步多少这一问题，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不加入或是晚加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就可能停滞一定时间，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遗憾，也是历史上扛不起的损失！”魏建国说。

　　“如果时间允许，再争取一些条件也不是不可能”，魏建国表示，“但是我始终认为，机遇和十全十美，机遇永远是最重要的。每个部门都想达到十全十美，但是机遇就错过了”。

　　在他看来，入世谈判中所作的一些让步实属无奈之举，回过头来看，一些反倾销、反补贴、301特保条款等这些对我国产品不利的条款在入世后日益凸显出来。

　　这些条款所涉金额，少的几个亿，多的十几个亿甚至更多，尽管相比于进出口总额比例较小，“但对于一个行业的影响可能就是100%”，魏建国指出，这些条款现在越来越发挥出“大棒”的作用，当时中国就预料到，不仅是发达国家可以对中国使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对中国使用。也就是说，当初就料想到了可能会出现腹背都受敌的情况。但是，“由于中国处于比较弱势一方，在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只能这样；让步并不意味着你没本事，相反，有时候正因为你充满自信和藐视对手，才能暂时放松绷紧的架势”，魏建国不无感慨地说。

　　补足参与国际竞争短板

　　站在中国入世10周年的节点，魏建国认为，下一个10年，中国会更辉煌，但遇到的困难和压力也会更多。

　　之所以这么认为，因为当时欧美经济十分强大，到现在仍是他们说了算。例如，在现实中，不少发达国家在自己比较优势的领域强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而在自己相对弱的领域，比如农业、纺织业就推行贸易保护，利用巨额补贴、高关税、进口配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达到保护其弱势产业的目的。

　　魏建国认为，现在的情况“越发严重”。最典型的是，美国是历史上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曾大力推行全球化，但其在高新技术方面实行控制，对相关技术的出口实行出口管制，在相对弱势的农业等领域又加大补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心有不甘的美国在行动上正一步步沦落成“贸易保护主义者”。例如：

　　无论在WTO坎昆会议的推动上，还是在多哈回合谈判上，美国都奉行“三不”政策，“不表态、不积极、不理睬”。

　　在农产品领域，其不仅从出口方面给予补贴，而且发展到从源头补贴，比如从水费、电费上给予补贴。这样其农产品竞争力就大大提高，然后把农产品倾销到别处，使得非洲一些地区的农产品因此而失去竞争力，难以出口。今年非洲又遭大旱，农业陷入困境。

　　在贸易上，积极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而放弃WTO“大盘子”。因为相对于WTO ，FTA是两方要价，比如你输入给我玻璃杯零关税，我输入给你电子表零关税，但WTO谈判，一旦谈成，所有成员国享受同等待遇。

　　不仅如此，在竞争力比较强的工业领域也有欧美等国补贴的影子，包括波音、空客等都享有政府补贴。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更为明显”， 魏建国指出，为加大美国产品的出口，美国政府不仅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也双管齐下。如奥巴马提出，“出口五年翻番”。“五年翻番就要有市场，就需要进一步扩张相关产品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要实现这一目标，平均每年增长要达到18%，2010年已经达到了16%，2011年也可能达到17%”。美国政府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在魏建国看来，这对中国未来出口和贸易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应对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补足参与国际竞争的短板，魏建国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努力：

　　一是先分清这些贸易保护政策是针对中国的还是针对所有国家的，如果是针对所有国家的，那相对公平。如果是针对中国的，又是在WTO限制条款之内的，就需要积极应对，企业要走在前面。应对和不应对，最后的结果大不一样。往往是应对的企业官司打赢了都获得了美国的低关税，而没有参加应对的中国企业同一种产品关税高得吓人。

　　二是相关部门和行业组织要引导企业行动起来，抱团应对，避免被各个击破。

　　三是要完善财会管理和账目分类等制度，关于产品的成本要有一个新的计算方式，如果按照陈旧的计算方式，就可能长期被贴上低价倾销的标签。实际上，中国的许多产品物流成本、环境成本等都没有计算进去。

　　四是要培养一支WTO项下熟悉业务的反倾销、反补贴、反301特保条款的专家队伍。目前，人才已经成为中国应对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短板。“我们现在请的都是美国律师，他们很有名的胜案很多，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而且付的费用和价格也很高。”魏建国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语言人才和专业化人才甚至还不如巴西和印度。

　　以新的理念应对国际经贸博弈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处于动荡和变革的时期，中国企业需要及时调整企业经营和发展的策略，抓住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大好时机，积极投身到国际化经营的大潮中去”。尽管已离任商务部副部长三年有余，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魏建国一直呼吁外贸理念的转变。这也同时要求，“未来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要进一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把进口和出口相结合，把投资和消费相结合，魏建国认为，这为未来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在他看来，中国过去30年的外贸政策是“奖出限入”，以前哪怕鸡毛蒜皮的东西，出口一美元政府都要给补贴。“限入”的表现是“进口替代”，通过中国企业自己生产来替代进口，省下外汇买粮食、买机器设备。

　　现在，“外汇储备过多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双边进出口贸易中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处于顺差的地位，这也让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不满”，魏建国建议，适时转变进出口政策，把进口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于外贸，要把转变增长方式放在第一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拼资源、拼污染、拼低价劳动力，而是要注重服务贸易。”

　　在他看来，过去30年，通过加工贸易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但那只是巨量就业人群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就业需要靠服务贸易。“例如，西班牙人口才2000多万，但每年接待游客6000多万，平均一个人就接待三个人。服务贸易是一个不消耗资源，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领域，未来尤其需要重视。”魏建国认为，未来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很重要，“加工贸易解决农民工就业，服务贸易解决大学生就业，中国要靠这两只手。”

　　与此同时要加大“内贸”，即加强内部消费。魏建国说，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哪一驾慢了，都会影响整体前进的速度。

　　而且，中国是WTO里的一个大块头，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因此，下一步的发展，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坚持并提倡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原则。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的同时，同样要树立这样的理念。”魏建国认为，“要告诉别人，我走出去，到你这个地方办厂，不是要挖你的资源。像我们在安哥拉办厂，不是光要你的油，我们也帮你建电厂、建炼油厂、建上下游工业，然后增加你的就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扩大出口。不是说要把你的钱掏干，钱全是我赚，那不就成了殖民主义了吗？”

　　在对外合作中，以实际行动赢得世人的尊重甚为必要，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建设也必不可少。要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朋友，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魏建国建议：

　　一要“出招”，在每一次大的全球化运动中，要有很多的“招数”，美国在这方面就有很多的“招数”。不能别人一变招就不知道怎样应对了。

　　二要“解惑”，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加大宣传，通过各种渠道增进了解。比如中非合作，中国并不是为了拿资源，要证明这一点，除了实实在在的行为外，还应该通过举办论坛，借助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渠道加强交流。

　　三要“指路”，不仅要给中国自己的企业指一条路，也要给对方的合作企业指一条路，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对方，特别是对方的难处，不仅要自己赚钱也要让对方得益。

　　“在未来的大市场、大格局中，这是能够增强发展后劲和保证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法宝。”魏建国说。

　　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加入WTO后的下一个10年，面对困难和压力，需要更多的智慧”，魏建国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已经谈了近十年，其成败关系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前途，而且，“这是中国首次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意义重大”。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始终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近日表示，WTO成员国在12月份的会议上需要就如何打破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作出决定，因为谈判僵局已对多哈机制本身构成不利。

　　而对于“打破僵局”的前景，魏建国比较悲观，“美国不积极是整个多哈谈判的一个瓶颈。”

　　之所以给出这一判断，魏建国认为，首先是，美国国内不少学者认为，诸多始于或是由美国倡导的技术以及组织创新，中国都是最大受益者。美国发明了互联网，现在互联网使用最多、效益发挥最好的是中国；美国倡导全球化，中国是受益者；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中国现在也比美国发展得好，在这样的心态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无理地要求中国承担和美国接近或者相似的责任。

　　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角逐也使得其决策者不愿意在贸易方面花更多的政治资本。而且，往往是一届政府一个目标，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部分议员只关注短期看得见的效益，甚至会迎合国内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置长远于不顾。

　　面对没有结果的马拉松式谈判，有研究人士建议，与其与美国僵持下去，不如搞一个没有美国的WTO。对此，魏建国认为不现实。

　　在他看来，“美国自称自由经济的倡导者，其也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不少好处，全球化对美国还是很重要的，还需要些时间，美国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WTO这艘航船上，世界各国都是船员，要想在历史上推进，每个人都要划桨，每个国家都要出力，大家的方向要一致。”魏建国说。

　　更进一步来看，魏建国表示，中国要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成员的诉求，争取谈判结果真正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