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件皮草大衣需要3~4只狐狸，或10~30只水貂，或10只貉子，松鼠皮通常用来制作领口等处的装饰。皮草，穿还是不穿，这是一个问题。

　　从2月份的活熊取胆之争开始，到明星穿着皮草所引起的争议，再到鹅肥肝事件、江豚连续死亡事件，无不吸引了众多的眼球，2012年无疑成为了一个“动物保护年”。

　　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不管是反对方，还是支持方，似乎都没有改变对方。

　　比如，《皮革和毛皮市场管理技术规范》于去年11月1日正式实施，其目的就是让皮草业在规范的基础上，做大做强。

　　商务部所属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今年3月出版的《中国毛皮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中国毛皮行业第一个系统产业调查报告）也表示，整个毛皮产业从业人员近700万人，惠泽了2000万人的生活，在中国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不容忽视的。

　　毛皮加工大国

　　20世纪初，野生动物毛皮服装服饰在西方流行，由于我国野生动物种类丰富，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野生动物毛皮成为我国出口的大宗货物之一，主要供应西方发达国家消费。

　　但彼时的野生动物毛皮几乎全部来自野外，过度需求给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害。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口动物毛皮及其服装服饰产品仍有大约40%～45%直接来源于野外。目前，我国生产动物毛皮及其服装服饰产品几乎全部来源于人工繁育资源。

　　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介绍，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毛皮动物（狐、貉、貂、獭兔）养殖与裘皮加工大国。

　　该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毛皮动物养殖分布于山东、辽宁、河北、黑龙江等14个省市区。裘皮服装加工企业主要分布于浙江、广东、河北、山东等地，产量占80%以上；国内还建有十余处裘皮交易市场（裘皮及其制品集散地）。

　　目前国内的毛皮行业动物养殖主要以水貂、狐狸、貉子、獭兔为主。2011年全国生皮产量为，水貂皮1600万张，狐狸皮600万张，貉子皮1200万张。2010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毛皮服装生产企业有151家，产值172.2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50%。

　　该商会表示，“毛皮行业的崛起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行业产业链，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就业，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毛皮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举例称，有“中国裘皮之都”之称的河北省肃宁县，毛皮行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8万人，占当地总人口比重的37%；有“东北养貂第一村”之称的普兰店市碧流河村，全村饲养水貂80万只，规模养殖户达800户，人均养貂纯收入过万元，水貂养殖已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养殖大户每年还雇用当地及周边劳力1000多人，实现农民增收1000多万元。

　　但近年来，也有动物保护组织经过调查反映，“虐待动物的行为不管是在饲养场、屠宰场，还是各类交易场所普遍存在”。

　　大政策环境难变

　　《中国毛皮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认为，开展毛皮动物养殖生产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阶段性特点相适宜，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大的政策环境在一个时期内仍不会改变。在各地也较少有排斥性，开展毛皮动物养殖生产在现有地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对于皮草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国家林业局也始终持“合理开发利用”的态度。国家林业局2009年10月颁布的《中国毛皮动物繁育利用及管理》就明确指出，中国林业部门十分重视对毛皮动物繁育利用引导和管理，按照“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殖，合理开发利用”的保护方针，实现了从野外猎取野生动物毛皮到人工繁育毛皮动物的转变。

　　这一被业内人士称作“中国毛皮行业的白皮书”指出，今天，尽管人类已不再依赖野生动物毛皮御寒遮体，但人类服装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仍将维持对这一元素的渴求。

　　不过，作为林业资源的保护部门，国家林业局也同时表示，“保护、关爱野生动物体现了人类的善良情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毛皮动物繁育利用产业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这两大需求，需要用人类的智慧来协调、兼容”。

　　据本报记者了解，在社会各方面的推动下，2005年，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毛皮野生动物（兽类）驯养繁育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毛皮动物处死应采用安全、人道、环保的方法。

　　在动物福利方面，该暂行规定也要求应提供毛皮动物适宜的生存环境、必要的自由活动空间、充足的食物和饮水；在运输毛皮动物过程中，应保证其不受伤害，运输笼具必须满足毛皮动物生活的基本要求；禁止噪音等不良条件妨碍毛皮动物身心健康，以及各种虐待毛皮动物和侵害毛皮动物福利的行为。

　　去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皮革和毛皮市场管理技术规范》也对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活体毛皮动物的福利做了详尽的规范。如活体动物销售商应尽量缩短运输时间，保证其充足舒适的睡眠和休息；应给活体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其单独或与同伴自由活动。

　　“绝对保护”的争议

　　然而，在保护与利用、传统与现代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具体的操作始终存在着艰难的选择。

　　据国家林业局介绍，野生动植物繁育利用，与传扬民族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有许多民族传统就是起源于野生动植物繁育利用或依赖野生动植物资源，如涉及野生动植物原材料上千种的传统中医药、二胡、手鼓等民族乐器、牙雕、角雕等传统雕刻工艺、传统马戏表演等等。这些民族传统涉及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一旦告罄，相关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必然受到影响。

　　此外，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在农村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且必须首先确保基本农田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情况下，利用野生动植物的生态性特点，在山林等地域上发展野生动植物繁育，不仅可有效促进资源增长和从根本上减轻野外资源保护压力，还可缓解野生动植物原材料严重不足的矛盾，进而维护相关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发展农村经济和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一条新出路。

　　不过，动物保护人士也有自己的看法。动物保护团队“行动亚洲”在其宣传册上是这样解释的：拒绝血腥皮草就是要呈现皮草背后的残忍动物虐待和残杀问题，以及被包装成华丽高尚的商品，这也是一个唤起大家一起来思考和反省动物的生命过程，并关怀人以外的物种。

　　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起草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式军对本报记者表示，希望立法机关正视社会的呼吁，尽快出台反虐待动物法。

　　不过，本报记者注意到，随着近年来“绝对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些保护界人士也提醒，“绝对的保护具有危险性”。

　　“一部分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有利于野生物种，也不完全有利于那些依靠野生物种为生的人。”自然资源保护学家、原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长尤金·拉波因特认为，消费性的利用通常被证明是保护多样性的唯一方法。如果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表明过去的利用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以传统方式对资源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