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正在向海外扩散，近日据报道，大宗商品的中国买家正在陷入违约风潮。国际电力煤、铁矿石以及大豆、棉花等交易市场都收到过来自中国的买家要求推迟收货的通知，甚至直接违约。相关商品（如电力煤）的价格下降是一个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受中国经济放缓和库存高企的影响。

　　中国经济放缓减少了大宗商品的需求，4月份的大宗商品进口数据远低于预期，铁矿石进口量是近6个月的低点，铜矿进口量则是近8个月的低点。另一方面，中国金属库存不断增加，至4月底，国内钢材社会库存高达1678万吨，较去年同期高出137万吨，去库存速度也越来越弱，中国还有多达140万吨的铜，为2009年以来最多，铜库存周转的时间也在大幅增长。

　　与较为温和的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8.1%相比，社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新增信贷数据等都在提醒着经济风险。这显示中国自2008年以来的投资刺激的需求正在逐步减少和消失，而对房地产业的调控与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也自然会进一步压缩投资。 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低速的调整时期，如何防止“硬着陆”应该是政策调整的核心，而不是继续依靠刺激来维持高增长。

　　中国经济最大的泡沫实际上是产能泡沫，即产能严重过剩。这种泡沫在2008年达到高潮，这提示汇率改革的重要性。出口制造业产能膨胀，而地方政府投资与房地产开发也在过热的阶段，从而引起产能的扩张。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回落令刺激方案出台，尤其是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企业扩张产能。以此，形成一个过剩的循环。

　　一部分低效率的投资需要改变，它们不能产生持续的需求，但会制造通胀和资产泡沫。针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以及地产泡沫的调控政策，使得中国泡沫式需求持续回落，而外需并无改善，这无疑令我们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但是，将这种泡沫缩小制造的需求收缩以及企业去杠杆化完全看做是金融体制导致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中小企业的困境并不是融资渠道少，而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急剧增长的经营风险所导致的融资风险上升。

　　长期由政策刺激而非市场引导的产能扩张，在当前需求萎缩时期遇到两个困境，一个是需求不足导致的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大量企业倒闭；另一个是产能投资扩张造成的负债率高企，社科院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为105.4%，在所研究的20多个国家中是最高的，远超80%的合适水平。这种局面迫使企业设备投资大幅下降，表现在企业的中长期信贷占比持续萎缩；其次，负债率过高与利润过低造成企业去杠杆化压力，偿债压力产生通缩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一味地放松货币政策无济于事，货币政策只能减缓企业去杠杆化过程中带来的冲击，但不能产生需求。中国必须明白，产能泡沫必须、也一定会破裂，这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若想继续以大批投资来维持这些过剩产能，必然加剧通胀或面临滞涨。

　　中国经济唯一的道路是真正的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来减缓经济下滑并开拓经济增量空间，最重要的是打破各种管制和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相关领域推动投资；其次是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尤其是利率），让市场配置资源而非政府；其三，有效的收入分配改革可以刺激需求，但这方面的实际行动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