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中国公布的最新经济指标显示的情况令人喜忧参半，这加剧了有关中国政府还能推出哪些政策以提振经济的讨论。虽然中国央行在上周四降息，但很多人在想中国可能需要推出规模更大的刺激措施。笔者认为，中国确实有必要推出刺激政策，但这里所谈的刺激政策和中国政府或其批评者心里所想的并不一样。

　　中国政府之所以拿不定主意是否推出新的刺激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将成为15年来第三个大规模刺激措施。前两次刺激措施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刺激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当时迅速开始在内陆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并着手实施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提高了生产力。相比之下，2008年推出的4万亿人民币（约合6,300亿美元）一揽子刺激措施却使得信贷规模超出了可持续增长水平，加剧了通货膨胀，吹大了房地产泡沫。

　　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试着推出另一轮类似2008年那样的刺激措施。那些看空中国的人已开始抨击这些政策。政府官员正在加快审批新的大型项目，而批评人士称这些项目几乎没有兴建的必要，可以支持这种批评观点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近期审批通过了广东省一个100亿美元的钢铁项目，而眼下钢铁行业正饱受产能过剩之苦。近期的媒体报道也显示，信贷激增的现象又开始出现。

　　批评者说，这些举措仅仅刺激了投资，而眼下中国需要的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种批评是建立在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失衡的普遍看法之上的。这一看法认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太低，而投资的占比则太高，接近50%。

　　但由于这种批评假设的前提有误，因此其给出的建议也就难言正确。我们关注的不应该是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而应该是消费能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现可持续增长。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表现不错。20年来，高投资率加上经济的高增长率实际上使得中国的家庭消费一直在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这一消费的可持续增长性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

　　所以，中国的消费绝对没有受到抑制，因此中国政府也不应尽全力人为拉高消费增长。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可能会以6%至7%的年均幅度增长。如果这种增长能够具有更高的质量（即效率更高，在环境承载力方面能够更加可持续，且更注重公平），那么消费就能够继续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此外，中国的劳动力大军正在萎缩，工资年均增速达到15%，这意味着中国备受赞誉的工人队伍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更具规模的消费群体。

　　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通过增加信贷供应来拉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就像2008年那样）是对的。上面提到的劳动力变化趋势也表明，中国政府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如此担心就业问题。为新建豪宅提供毫无意义的贷款不会帮助任何人。相反，这可能会让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死灰复燃。

　　相反，中国应当有选择地侧重于结构性改革，并通过相关支出来支持这些改革。1997年之后，中国采取了这一策略，从而富有成效地改善了长期需求。

　　这一次，中国在长期内需要做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和生活标准。因此存在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主题，一个是释放民营部门被压抑的潜力，一个是允许城镇化加快速度。

　　1997年之后的改革、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准备工作造就了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这不假，但这主要是针对民营部门来说的。国有企业仍然没有压力，赚着垄断利润。某些活动即便不具备真正的国家战略意义，也还是专门留给政府来做。现在是解除监管壁垒、解除融资和土地准入限制的时候了。正是这些限制，实质上使得民营企业很难、甚至是不能在这些领域从事活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近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政策（即“温州试点”）方向是正确的。但要通过去监管化解决根本问题，而不只是提供暂时的财务援助，才会为民间投资形成持续的鼓励。

　　接下来，北京可以在城镇化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中国增长最长久的趋势之一，但户籍制度仍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法永久迁移至城镇地区。通过解除这些限制，政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刺激消费。这样还会缩小收入差距，因为城镇家庭收入比农村家庭高出了两倍还多──按国际标准衡量，这已经到了极端水平。

　　北京还应当强化城镇土地管理，使商业活动和房地产开发的选址合理化。如果要发动一场更加宏大的城镇化行动，就要推出更多保障房项目，并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提供财政支持，使之可以随着人员的转移而转移，而不至于对劳动力的流动形成阻碍。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但现在它需要通过进一步努力让民众摆脱贫困。在不必按下“内需”等按钮的情况下，上述一系列改革已经有可能将中国迅速送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作者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